当材料准备齐全，并分别制作成篾藤和竹枧之后，就要架设安装，旧时，各行各业的工匠们都很迷信，搞任何一项工程，都要选择吉利的日子动工，动工前还要举行祭拜仪式，祭拜有关鼻祖和神灵，祈求工程安全、顺利。尤其在大山深处的宁厂镇这个地方，搞这样大的工程，要用人工将碗口粗的篾藤拖拽到位，还要将其紧紧地固定在两岸，然后又要悬空在上面吊挂竹枧，其施工难度便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境与条件下，祭拜活动必然隆重，关心的人亦很多，到现场观看的人更是倾巢出动，地方官员、乡绅及各界知名人士也要到场助兴，以示关注和鼓励。当宣布架设开工令时，免不了要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此时人们已完全进入到节日般的氛围之中。待安装合龙时，人们为庆贺换篊成功，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井民们亦会欢呼雀跃。唱歌舞蹈，一阵狂欢。全场出现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把节日般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狂欢之后，还少不了一顿狂饮，因为按照地方习俗，凡有重要喜庆活动，如红白喜事、添子祝寿、工程竣工、传统节日等，都要大办酒席。所以，狂欢之后的狂饮是在所难免的，狂饮标志着整个换篊工程的圆满结束。
在以上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每次换篊，从开始备料到安装结束的全部过程中，人们一直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与喜庆之中，场景犹如过节，且年年如此，篊的更换周期又恰好与节日的周期相一致，都是一年一次，这样年复一年地重复，时间长了，自然就衍生出一个地方性的节日来。后来它又随着篊的消失而消失，说明过篊节的产生，有别于为纪念某人或某事而形成的节日，它是在一年一次更换篾篊的特定氛围中自然形成的，它与篊有着不解之缘，如同篊的影子一般，篊存则节在，篊灭则节亡，它纯粹是一个随篊的出现而出现，又随篊的消失而消失的、自生自灭的特殊节日。
还有，为什么每年的换篊时间要选择在农历十月初一呢？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和理由大概有四：第一，此时，洪水期刚刚过去，枯水期已经来临，当河水退后，岸边腾出的碛石滩坝正好可以用来作加工场地；第二，龙井的卤水受地面淡水渗透的影响较大，卤水浓度呈周期性变化，旱季浓度可上升到4-5oBe，而雨季浓度则降至2oBe以下，因此，每年冬春两季是生产的黄金季节， 所以，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一切生产准备工作，所有生产设备必须在九月底以前检修、更换完毕，否则将影响下一个生产周期，此时换篊可谓正逢其时；第三，秋季是竹子成熟、砍伐的季节，材料供应有足够的保证；第四，绞篊节安排在十月初一这一天，也是为了纪念孔嗣宗。[22] 因为用过篊的方法将卤水输送到南岸，是在孔嗣宗的主持下想出来的，孔是过篊的鼻祖，值得后人怀念，纪念孔嗣宗必然成为绞篊节的重要内容。
民俗节与地方经济
以上民俗之所以能够在当地形成气候，成为每年必过的传统节日，除盐场自身的历史原因外，地方官府的重视与支持亦很关键，每次祭祀活动，多数地方官员都要亲临现场，与民同庆，尤其是大宁盐场的绞篊节，县官更是年年必到。这与盐场在当地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有直接关系，盐场既是官府财政收入的聚宝盆，又是当地民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所在，每个盐场都涉及上万人的衣食来源，还关系到百万人的食盐供给，因此，保证盐场的正常生产，是上至朝廷，中至官府，下至黎民百姓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今天看来，一个年产几千吨盐，甚至不足千吨的小盐场，确实微不足道，是关、停、砍、转的首选对象，然而，它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事关国计与民生。就“民生”而言，它与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紧紧相连。正如民国《云阳县志》所云：“蜀盐之利，比于全国，率在中上，县盐务之于全蜀，率于如此，然任土所出，于县境食货，实为大宗，利之所凑，食其业者，自卤主、煎户、运商、肆夥、汲拽、都养、洎乎沿江煤窿、舟挽、驮驱、转移执事于其间者，无虑数万人……亦为县境一大都会。”[23] 这是云安盐场过去情景的真实写照，其余各盐场的情况亦与此相似，大宁盐场的情景更是完全相同，生产规模也与之相等，只因雨季卤水浓度太低要停产半年，故产量只有云安的二分之一，但生产季节的情况和云安是完全一样的。据民国《四川盐政史》载，大宁场时有产业工人8000名左右，[24] 加上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就业人员当在万人以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每人供养2-3人，食其业者亦有3-4万人之多。所以，凡产盐之地，必为渝东经济发达的集聚中心；从“国计”上讲，又事关朝廷与地方财政收入之大计，以大宁盐场为例，本场历史最高年产量达10798吨，一般年产在6-7千吨之间。[25] 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岁产盐达400余万斤，[26] 折2千余吨，仅为四川三等场。然税银却很可观，时盐税由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征收，生产环节有井课、灶课、锅课三项。流通环节按引计征，引即官府发放的盐票，400斤为一引，分为水引和陆引，宋时盐用钞，茶用引，钞犹引，故亦称钞引，引法始于元初，引额按人口计发，销盐之地为引地，经营者为引商，引商凭引票到指定盐场购盐，在划定的销售地域内有专卖之权，凡已纳课之盐谓之官盐，否则谓之私盐。引税因地因时而异，水引每引征银约三两半，陆引12.5张折合水引一张，每引征银不足三钱[27]，若换算成吨，水引每吨征银17两有余，而陆引则一两半还不足，水引课率虽高，但配额很少，一般只有陆引的三十分之一。清代各盐场的征税情况因生产规模悬殊而差异较大，但都是支撑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详见下面清代征税一览表）。
注：1、本表不含灶主榷课，时灶主每户岁榷课银六两七钱二分。
2、其他栏里包括羡余、截角、硃力、脚力等征课内容。
3、奉节场时有灶主119户，盐锅401口，榷课当在1600两左右。
4、彭水场、明通场、开县场、忠县场、万县场均不含其他项。
从表中我们所看到的数字，还仅仅是个小巫而矣，据有关史料记载，正课以外的各项摊派，均要加到盐价里面去，其数额远远大于正课，甚至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每引高达百两以上[28]，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靠盐的则吃盐，从朝廷到地方，需要用钱时便都到盐里来剜，致使杂摊的名目烦多，数额巨大，照此计算，只要有2000吨的年产量，实征岁银便可逾百万两之多。在宋史传记中，有一位名叫李周的御史，曾任过云安知县，从他的传记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丝线索，可借以作个参照：“李周，字纯之，冯翊人，神宗朝进士，知云安县，蠲盐井征且百万。孙固荐之，召对边事，称旨。上谓固曰，李周，朴忠士，且以为御史”[29]。蠲者，免也，说他任云安知县时，为安抚百姓，免征达百万之多，此举还得到了皇上的赏封，由此便可见其一斑，免征且百万，实征之数就可想而知了。总之，盐业生产事关国计与民生，稳定的盐业生产，既是当地贫民百姓赖以生存的脊梁骨，也是地方官府财政来源的主要渠道，又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再则，盐历来由官府经营专卖，朝廷派有盐监或盐大使进驻，并设有衙门，盐官的职位一般与知县同级，代表朝廷专施盐务，庆典节日是盐业生产的大事，亦是盐官的份内之事，重大庆典活动必到现场督办指导，既然朝廷派来的大使都要去现场与民同庆，地方官员就必然更加重视和支持，可以说，官府的重视与支持对民俗节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