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以纯粹的文化对话方式很难做到平等对话，因为对话的前提是无法平等的。只有当我们中国的商品进人美国家庭的餐桌上、小孩子喜欢的玩具中、商人们的商用设备里和联邦政府办公用品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所提出的工业标准、管理方式、服务准则……等等，被普遍化或世界化，才能有美国对中国的平等对话。然而，这都很难做到。

    以文化认同建构政治是“社群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第二次浪潮。“社群主义”所设想的乌托邦是一个“异质性的文化社群”，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于是，形成了“社群政治”观。“社群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占据国家政治的中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的根源。在现代社会，文化对话应成为核心，一切冲突与争论皆为非法。这种乌托邦指出，社群团体是一个基于地理区域之上的文化社群，或者说是一个“文化—地理”意义上的社群，也可以称之为“社区大家庭”。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在此过程中获得身份的确立，直到长大成人，离开社群或“社区大家庭”。而社群的“政治的权威应视为在考虑发展计划时的某一个社群存在的特征”，如社群的建筑特征、促进社群里人们之间的友谊等，皆需要社群的政治权威。

    当今的一些“社群主义”者共同创作了一本书，名为《心的习惯)) ( Habits of the Heart )，在这本书中，他们描述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群体。在群体里，人们分享着对社群历史的记忆为共同的利益贡献着自己。在那里，人们在面对面的私人交流过程中，被信任的情操、共同合作和利他主义所支撑—人们自觉地遵循自然法。

    “社群主义”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而直接以平等填充;代替个人主义“原子论”的是“文化原子论”;泰勒所追寻的“我”，最终被以文化、价值为目的的乌托邦模式锁闭于“文化原子”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小姑娘被暴徒强暴后不幸怀孕。这时，如果进行人工流产，以天主教教规来说，无疑是“杀婴”，然而，这个无辜的少女不做妈妈的权利又如何才能得以保障(因为她没有能力和资格)?所以，当时双方观点对立的人们，只是以沉默游行的方式表达一种文化矛盾的悲哀。所以，这样一种以文化乌托邦方式存在的群体，当这个文化乌托邦内部出现文化矛盾时，人们又何以能够从中追寻本质，追寻“自我”呢?我们并不认为波普尔有意把黑格尔的国家观称作“部落主义”是准确的，但用于描绘“社群主义”则无疑是贴切的。对泰勒本人而言，以现代人的焦虑为自我追寻的前提，同样无法获得内在的自我规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群主义”的确暴露了现代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矛盾，但它却未能合理地予以解决。因为，它以高调的“自我追寻”开始，却以低调的“自我隐蔽”结束。更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社群价值必然建立在判断人类经验共享的外在和超越的价值标准上(社群主义的跨文化对话只能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作者)，……他们的价值理论必定产生一个所有依其逻辑结果而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怪物”。[3]“社群主义”的这种文化乌托邦，若以人民或民族的价值、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只能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现代缩影。

    我们应当看到，个人主义的根本教条是经过改造的、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以人为工具”这一“绝对命令”，而“社群主义”基本上没有触及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依据“社群主义”的“追寻”逻辑再往前追问一步:到底是谁，何以能“以人为工具”?到底是谁，何以能“以人为目的，而不仅仅以人为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是人而不是上帝，是“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和“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结果。因为，这个“人”处于特定社会结构和特定历史阶段之中。所以，这个“人”也是应当进行批判或自我批判的人。这种提问就是一个前提性的追问，与泰勒“去尾式”的追问—去“我的”为“我”、而仅仅确立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人，是绝不相同的，它把一个直觉问题自觉为一个辩证法的问题、把人的生活状态从描述性地理解表达为“辩证—批判”性地理解。所以，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确立了人;对社会结构的批判，确立了现实的人;对历史的批判，确立了发展进程中的人;人对自我的批判，确立了实践(辩证法)即主体意义上的人，即最终确立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样，人才是真正主体意义上的人，也是泰勒等“社群主义”者所应当追寻的“真实性”。

    如果以宗教目的论的方式来看，人是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主体地位的，人所面对的“现实”并不具有必然性，一切“现实”只是假象和偶然的.人在现实中的一切行为、活动及其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必须以宗教目的论为核心‘:而“启蒙运动”划定了人与上帝的界限，这就决定了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主动者”，即Agent，这个观念被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直接利用。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彻底的宗教批判开始，奠定真正意义上主体性的人(即Subject，与客观必然性相对)—自由的人。马克思指出，“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们的牧师的领导下处于自由社会。},[41(P!)因此，“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一，j;1'1 )那么，“反对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511}’人的自由存在于任何既定社会之中，但是，需要对这个既定社会中的人的异化进行批判性揭露才能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