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萨伊德的东方学研究
萨伊德的《东方学》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批判性研究，被认为是开创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河。萨伊德认为，西方人制造出的东方学是被当作一种西方认识东方的框架与视角，它以西方对东方的支配、霸权为基础上让西方处在有利地位而替东方讲话的东方学，这种东方学本身是西方创造的一个理论与实践体系。例如，萨伊德在分析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后，认为西方人对西方的文化生活的理解，霸权这一概念必不可少，“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阎长久以来，西方就有一种欧洲民族与文化优越于非欧洲的民族与文化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交织在他们的东方学研究中，因此，东方学是欧洲人的东方学。
总体来说，萨伊德通过对东方学文学文本的分析，主要是想解决或阐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想回答:上层建筑的总体层面和文本研究、历史研究存在着怎样的微妙与精心策划的关系?西方政治帝国主义在政治的、体制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方面如何影响了东方学的研究?其二是想弄清楚东方学话语的政治情境。东方学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反映，其话语本身当然和粗俗的政治权力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它直接表达的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阴谋颠覆东方话语，而是说它是在西方霸权意识形态的框架中、通过与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的互动(如政治权力、学术权力、文化权力与道德权力)创造出来的(并存在于这一互动过程之中)的话语体系。东方学虽然在表面与直接的形式上并非是西方文化霸权伎俩的表达，但它确实是在西方的霸权观念中、在单个文本的背后意蕴中隐藏着其操纵、控制、甚至吞并的愿望与意图。
《东方学》出版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与政治背景的人对它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与反映，这样，实际上就存在着对《东方学》的大量形形色色的误读。正如萨伊德自己指出的那样，他的《东方学》并不是要制造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确实有人对它误读了，并且有两种观点相反的误读还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一种就是认为书中体现了反西方论的倾向，认为整个西方就是被西方所殖民所支配的东方的敌人。第二种是认为一个掠夺性的西方和东方学正体现了对伊斯兰和阿拉伯的侵犯。实际上，按萨伊德自己的看法，他要反对的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东方学的本质主义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暗示了一个不变的东方本质，也同时暗示了一个同样经久不变的西方实质，并造成两方的割裂与对立。东方与西方在现实中都是多元的、动态的与复杂的。萨伊德的意图是认为“东方”“西方”这样的词没有与其相对应的自然事实而存在的稳定本质，他的《东方学》不是想去加强与永久化东西方政治与文化的对立，而是试图减轻这种对立，并指出对立的可怕后果。因此，萨伊德更希望人们把他的《东方学》解读成为一种持有多元文化主义的倾向，而不是认为他坚持排外、孤立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当萨伊德说‘·人文研究是以理想的方式寻求对强加的思想限制的超越以实现一种非霸权性的、非本质主义的学术类型”时，闷我想，他想强调的还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理解，而不是想强化差异与对立(萨伊德当然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差异，他也认为民族和文化差异在人类交往过程中是起作用的，他否定的是把差异看作是无法消解的对立的观念)，他批评的是民族主义中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思想，主张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生活的环境、历史与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样，才能以和平对话方式缓解这两个民族之间无休止的冲突。萨伊德正是在他后来的《东方学》的姊妹篇《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任何一种对其进行一元化与简单化描述的企图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
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分析以其著作《文化帝国主义》为代表。汤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模糊、散漫的概念，若要对其分析与考察，则从这个概念可以理解的范围与谈论的方式而言，他认为有四种途径: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作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的话语。
应当指出的是.汤林森虽然借用了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以及解释学的方法，力求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外表，但实质上他还是消解与否定了谈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体系。如他认为用媒介帝国主义表达文化帝国主义是不成立的，具体有以下原因。其一，一些经常对媒介帝国主义进行批判的研究，其分析层次总是要退缩至政治经济方面或制度方面，并且虽然宣称文化支配是其分析对象，但经常没有分析文化支配这个特定的层面。其二，媒介并不是现代文化的核心，或者说，媒介只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中介，而非决定性的文化经验。这样，汤林森实际上是主张媒介是中性的，其在传播过程中并不含有意识形态性。其三，在汤林森看来，主张媒介会对另一个文化产生诸多效果的观点，其局限性在于只是把媒介机构与媒介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而接受媒介传播的受众其实是一些对“实体的生活经验”(即汤林森所说的文化)具有互异体验的“主动观众”，不同种族、观众对话语的解读能力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消费”西方的文化产品时，实际上存在着和西方的文化价值相互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主动观众”不是被动地被媒介所支配，他们在接受媒介的同时，既批判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也强化了本族、本人的价值观。这样，汤林森就消解了媒介帝国主义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表达。
再者，汤林森认为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民族性的话语也是不能成立的。一些对文化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论者感觉到了西方文化霸权的控制使民族文化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但汤林森却试图以消解民族国家与文化的方式反对这种观点、他赞同安德森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与文化不过是“想象出来的社群”。所谓“想象出来的的社群”是说，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的人们，大多数也是互不了解与见面的，他们只是在各自心目中存在着彼此共处一个具有共同归属的社群的想象。汤林森说，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今天以其普遍同质化原则，使原来来自公共领域的文化认同已日益不可能的结果。文化认同现在更多是来自私人领域，如家庭、私人朋友等，“我之所以认同英格兰人，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与朋友等等，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国人”。阴这样一来，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就不会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构成威胁了，因为认同的内涵本身已是处于个人的想象中的。
总之，笔者认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正是汤林森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调，对四种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分析中流露出来的也是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主义的辩护，这些都说明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绝非消解了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他是以消解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谈论的方式维护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