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全球化文化对文化霸权的深刻批判，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文化批评因为否认后启蒙欧洲的历史建构的元叙事，从而以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其批判主旨，但这种完全只专注于对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没有考虑后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因而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种族中心主义能够规划全球历史。也就是说，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或以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代替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不能理解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得以建立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发生条件与动力机制等，而全球资本主义正依然是全球关系结构原则，一他们(后殖民主义批判者)把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和物质的问题转变成主体性和认识论问题。尽管资本处于流动状态，它依然决定着世界的结构。”与此类似，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些著作对局部、区域和偶发问题的强烈关注，也因为拒绝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和这些力量作为局部问题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就把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结构在表面的异质与差异中掩盖了。更进一步地说，德里克认为，虽然后殖民主义批判者对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批评是言之有据的，但后殖民批评不仅对当代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形态批判不深刻，而且它还实际上存在着与当代资本主义霸权共谋的关系。因为它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其实转移了对当代政治、社会及文化统治形式的关注，掩盖了其本身存在的意识形态局限性，同时也就为当代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了一个借口，这等于是间接维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