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再看一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制已彻底战胜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旧的敌手，而新的敌手原教旨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在由于自身的缺陷又不足以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因此，历史已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f81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与最后形式，消费文化必将造成一个全球同质的、西方化的社会。福山说，原来那种被视为唯一、一贯的演进过程的历史现在走向终结的思想，是与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观关系密切的。福山相信，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有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终极形态的看法，对黑格尔来说，社会发展的终点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来说，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已先后战胜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在目前遂就普遍存在于全球不同的地区与文化之中，成为唯一的政治撞憬对象。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哲学上的依据，就是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普遍史”。在从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追溯思想渊源后，福山觉得，普遍史的存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为社会历史发展方向规划了普遍的进化道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所有经历过这一发展的社会具有同一的影响，如科技提供的军事优越性对国家独立自存的重要性、近代自然科学对经济生产的影响等。然而，福山指出，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其实是历史变迁的经济解释，它不足以解释民主现象。也就是说，虽然蒸汽机和工业促进了带有专制倾向的、集中的和等级的政治制度的产生，虽然灵活的信息技术和服务经济也促进着民主的制度和自我意愿的表达，但近代自然科学只能引导我们通向自由民主之路，它并不必然给我们带来自由与民主。这就转向了他对“普遍历史”的第二种解释，也就是借用黑格尔的“承认的欲望”，即任何人或团体具有的要使自己的尊严得到他人承认的欲望把它视作普遍历史的动力。承认的欲望可以联系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间的断层，人不仅是有欲望与理性的动物(人的欲望与理性可以解释工业化过程与经济的发展)，人更重要的还是要求自尊获得承认的动物，正因为人具有这种普遍的人性，所以他们需要民主政府，因为民主政府是唯一承认他们自由个人的自主性的政府。自由的民主制度乃是一种可使人们获得充分“承认”的制度，而“极权主义逐渐为自由民主所取代，因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对承认含有重大缺陷的统治形态”。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立论的哲学前提即对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的解释并不是十分准确的，而其观点中鲜明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更是不能令人容忍与接受的，福山的乐观的普遍主义的态度实质是为当今不完美的社会提供合理化的基础。难道说全球性的消费文化真的可以消除文化差异与多样性的存在吗?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真的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组织方式吗?经济的繁荣和价值观的普遍西方化真的就能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吗?这些，都是笔者所不能苟同的。福山可以说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为西方的文化霸权提供了一个并不能让人信服的理论基础。

    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与福山相信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相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更坚信文明的差异性存在及各种文明之间竞争与争夺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民主不是普遍的模式，被西方文明视为世界性的东西，其它文明则视为帝国主义。亨廷顿指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它确定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同一性。冷战结束后，重在“认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上正在取代由经济和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

    亨廷顿把世界文明分为八种: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受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驱使，人们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越来越变为对更大的文明的认同，人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盟也由按原来意识形态的组合变为沿着文明之间的界线进行重组。这样，文明冲突就以文明的断层线为界，发生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上。微观层次上，指不同文明的邻邦或同一国家之内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在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核心国家的冲突。亨廷顿认为，由于文化特征的差异性具有历史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宗教和人口因素构成的复杂特征，因此，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或战争也就比单纯政治与经济造成的冲突更难以调和，这种冲突是无休无止的，它不能永久地结束，而只能暂时性地休止。亨廷顿对正在走向衰落的西方文明的未来持悲观态度，他对处于上升势头的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充满忧虑，为对抗这两种文明的结盟和延缓西方文明的没落，他的策略就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保卫和维护西方文明。

      “文明冲突论”问世后，引起了无数的批评与争议。笔者认为，对其致命的批评可能就是除了他坚持文明差异、弱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融合与交流的作用以外，他的唯世界之冲突是文明冲突引起的观点大概不能让人信服。当今世界的冲突表面上确实有文化差异上的原因存在，但以文化差异作为国际冲突的根本动力，是不是模糊与掩饰了世界冲突的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呢?凭什么说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一定大于经济之间的冲突呢?“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l切由此途径人手，亨廷顿是不是以否认经济构成冲突的用来维护西方的经济霸权主义呢?经济支配确实是文化控制的基础，因此，当我们再度审视亨廷顿将东欧与拉美融人西方文明、加强俄国与日本的联盟来对抗儒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策划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亨廷顿的确暗含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