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道德建设，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是衡量该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有赖于批判和继承丰富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资源，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有论者指出，就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而言，它与封建的道德体系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这与我们应该批判继承人类道德发展在这一历史阶段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并不矛盾。“仁爱”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儒家关于人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最一般的价值精神，如果剔除其“爱有差等”的封建宗法等级的杂质，排除其泛爱主义的抽象形式，那么它所包含的人对人的关心、互助的道德意蕴，是可以融通于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系列中的，至于在社会主义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中，由于其更多地反映了人类行为的共性方面，儒家在这些方面的道德观念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扬弃的道德文化资源。论者强调说，儒家“仁爱”规范中包含着的人性自觉、责任意识、利他情感和牺牲精神等多种道德意蕴和伦理精神正是“为人民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们二者一个在历史的层面上，一个在现代的层面上，把中华民族的优良的道德精神一以贯之下来，并使之得到时代的高扬和科学的升华，正因为如此，为人民服务及集体主义才充满了生命力。才能够得到我们全民族的认同，成为我国人民道德生活的精神支柱。
有论者从礼法关系的角度来论述继承儒家礼治、教化思想的必要性，指出礼治与法治是统一的。孔子强调以礼治为主，重视思想教化。他也不是不要法治，而是主张礼刑并用，但由于后世过分强调礼治，也带来法治思想不发展的弊害。今天有人以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为名，否认或轻视思想教化，就容易导致另一个弊端。因为即使在西方法治国家，也不是完全靠法治维持社会秩序的，西方传统的基督教道德精神也还起着教化的职能。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靠法治管理国家。在中国这种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思想教化尤显必要。儒学以德育代替宗教，这是一个好的传统，应该继承。我们现在需要健全法制，但不应因此便否认或轻视思想教化的作用。有论者指出，人失去精神文明则无异于禽兽，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人类将会自己毁灭自己。而儒家学说，特别是“爱人类”的思想是儒学的大义微言所在，是通向大同世界、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是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主张“道德齐礼”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并重，而以德礼为先。在现实社会中，既要加强法制，也要高扬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又有论者从儒家道德修养方法的现代意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包括笃志而固执、反躬内省、慎独、从善改过、下学而上达、讷于言而敏于行、推己及人、存心养心等等，这些方法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大部分可以继承下来，转换其时代内容之后，使其发挥新的作用。凡愿意培炼德性的人，不能不借用儒家两千多年积累起来的使人性臻于完美的经验和方法，若把这一切都抛弃，中国人的文明程度肯定要倒退。儒家重德性、德育的思想十分可贵，它要解决的是如何做人的根本大事，关系到社会和人性发展的方向，切不可等闲视之。
还有论者从人的安身立命之必要性的角度论述了儒家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指出儒家以其早熟的文化智慧，化原始宗教之玄秘为道德之仪轨，以理性的道德价值支配人心的情绪，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笔绝无仅有、不可多得的精神财产。儒家提倡的“居敬”、“体仁”、“存养”、“立诚”。在现代具有治疗学的意义，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当心灵之“家”安立不住的时候，人存在的基础必然发生动摇。
总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儒学资源特别是道德资源的发掘，有助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有助于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高，有助于人格的培养与完善。
三、儒学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世界有两大主题，一是和平，一是发展。人们在探讨、研究儒学的过程中，愈来愈认识到，儒家的和谐意识、太和精神的弘扬，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1．国外学者论儒学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英国学者A．J．汤因比先生指出，“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因此，要使世界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强调，应“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而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美国学者W．T．狄百瑞先生说，“儒家的长处即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视各方面“相协调的价值准则”，它可以“维持一个有序的环境，足以稳定和安全来使事业兴旺”，“这些准则贯穿于不同阶段，不止在一个经济层面上发挥效用，而且适用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越南学者阮才书先生认为，“儒家追求社会‘和’的局面”，这是“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系统观点”，“对现代人来说不是过时的，而是还有意义的。”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认为，孟子关于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正是要为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会和国家与国家之间谋求一条共生之道”，“正是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中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