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先生指出，“就对人类经验的意义及思想上一贯性的要求来看，或以人类的需要、人类的理性而言，儒、道‘和谐化辩证法’与其他类型的辩证法相比较，实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与更广的包容性。因此，在与历史上其他辩证法的未来竞争方面，儒、道的‘和谐化辩证法’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体系。”它是“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良药”，它能为探索后现代化人类服务，“尽管它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儒家学说仍然提供了永恒的价值观。”
俄国学者LB．波若罗莫夫指出，“‘和’的原则代表了多元化思想，它是具有丰富潜能的中国文化中的有价值的遗产。”
马来西亚学者钟玉莲先生认为，华人社会所崇尚的包涵儒家“和”的精神的“家庭观念”、“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协商精神”，使马来西亚人民“具有各族命运与共的共识，而彼此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维持了一个繁荣、整合的国家。”
新加坡学者陈荣照、苏新鋈先生指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新加坡非有不可的思想，就是‘和”’，它“有其普遍性意义的价值”，“实乃人类的心灵所普遍拥有的，它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同真理”。“帕’李光耀先生也指出，“华族文化注重五伦”，它“促进家人与家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以及家庭与政府之间良好有序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基本含义和重要性，并没有随着时代而改变。”“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薰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2．国内学者论儒学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关于儒家和谐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及未来发展之意义与价值，国内学者也大都持肯定性意见。
汤一介先生指出，“如果人们能更加重视儒家的‘普遍和谐’的观念，并对它作出适应现代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谐’观念无疑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从理论上看儒家学说，它不会是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冲突的原因。””亨廷顿关于儒家文化是引起”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冲突的原因之一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
张岱年、王东认为，应当以儒家“普遍和谐的四大关系即天人、人际、国际、身心为基点，来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观体系”，“这种谋求普遍和谐、共同发展的新型价值观，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它必将为21世纪人类价值理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解决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有助于整个人类走出困境，共同发展。”
张立文先生指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是民族精神活生生的灵魂”，它“能创造性地解决中西文化的价值和合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只有和合学才能合理地、道德地、审美地解决。”
宫达非先生指出，“在丰富的儒家思想文化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孟子的”和为贵的邦交思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重新研究孟子的这一思想，对于发展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外交仍富有启迪。各国应该平等合作谋求发展，共同解决人类面对的问题，共同保护我们这个“地球村”的安全。
赵光贤先生指出，“从20世纪末到2l世纪，我们面对的严重问题是要和平还是战争，这不仅是我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的问题。如果全世界的人民都诚心真意要和平，不要战争，那就有必要以孔子学说作指导。我认为不按孔子学说行事，和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谷牧先生指出，“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末年，古代学者就阐发了“和实生物”的光辉见解。后来，孔子、儒家学派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并建立起一系列关于协调人际关系，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学说。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昌盛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牟宗鉴先生指出，“必须用通和之学取斗争哲学而代之，使它成为处理国际争端和全体道德的主导思想，舍此人类别无出路。”“儒家的仁爱通和之学可以做到三重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这三重和谐正是人类未来幸福之所系。所以仁爱通和之学是一种伟大的学说，它应该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尊重和关切，使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赵吉惠先生指出，儒学作为天人之学、道德人文之学、群体和谐之学、忠恕宽人之学、义利调适之学、大同小康之学，对于建设人类的普遍伦理，改善21世纪人类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的人文道德素质，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树立远大理想，推动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2l世纪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等等都必将作出重要贡献。
许抗生先生认为，2O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时期的冷战对峙，其实皆是世界霸权主义采取的“同而不和”的产物，这一教训我们应当牢记，新世纪应当是一个和平的世纪，一个发展的世纪，我们应当回到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上来，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发展。
羊涤生先生指出，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对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的制度和民族之间。即使是己之所欲，也不必强施于人，因为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现实。革命固然不能输出，但是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类都必须按同一制度、同一生活方式来生活。应该尊重和相信各国人民有权，也完全有能力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最好的选择，否则就难以维持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田广清先生强调指出，儒家的和谐思想完全可以跨越时空，它既能为古代所用，经过改造也能为现代所用；它也可能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既能服务于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能服务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它还可以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既可以促进异国、异族的发展，更能促进诞生它的母体——中华民族的进步。这充分表明，如能对儒家和谐思想进行科学的转化，它就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和未来的；不仅是农业文明的成果，也是工业和后工业文明的重要成分和推动力量。
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开会时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oo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是意味深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