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通俗”这个意义上来看。李泽厚先生(以及其他许多学者)赞同于丹，认为于丹的这种讲演起到了普及的作用。在中国学术经典的传播历史上不乏通俗，我们所熟悉的《三字经》、《女儿经》等都是通俗的，这些东西一直是作为经典的、传统的、主流的思想体制教化人心的一个中间环节，因而并未受到经学家的排斥。现在的问题是，“于丹现象”是不是经典自身普及意义上的通俗呢?表面上看是有通俗的、普及的意义，因为于丹他们使用了很多我们今天的一些语言。最近北大博士檀作文把李白称为“古惑仔”，这都是从今天当代人的文化理解习惯上对经典重新解释。如果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似乎都是通俗的。

　　说到通俗，这里想衍展一个思路。我们应该注意到易中天等人穿着说书人穿的那种袍子并以说书的语调与形式来演讲，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的模仿：易中天、于丹的原型正是中国传统的说书人。说书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文艺样式有着特定的起源，它是市民文化的产物。这种说书如果只是讲“三国”、“水浒”等，那还算不得是传统的庙堂意义上的经典。但易中天、于丹他们又与汉末的佛经宝卷的俗讲有接近之处。作为经典的佛经要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并喻晓民众的时候，采取的一种普及方式叫“俗讲”。俗讲对中国文化功不可没，中国的白话文文学就是由于俗讲的推动才发展起来的。俗讲把经典的东西转化为老百姓易于接受的东西，它推动了传奇故事，到后来有了明清小说等，这些东西都跟俗讲有渊源关系，都是面向百姓的。

　　于丹确实是把《论语》中的东西作了一些现代话语的改写式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很像俗讲。但是李泽厚诸先生的“普及”说有一个失误，就是忽略了“俗讲”时代不存在足以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另类文化。俗讲文化只是在形式上和表达的方式上以及易于理解的意义上进行经典的普及，但并不是在经典的义理、乃至在经典的价值取向、文化精神气质等等这些主流文化的根本问题上进行改塑。因此，“俗讲”是经典文化自身范围之内的普及和通俗。李泽厚先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于丹他们是通俗和普及的。但是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今天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今天出现了一个大背景；这就是大众文化。

　　二　、“大众文化”不是一个超历史的大概念，它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代文化形态。这个形态有它的特定条件，它要求有大众传媒、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行为以及大量的市民对于消费文化的需求诸条件。这样一种大众文化背景积累了一个非常深厚的(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术语来说)“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从解释学的意义上来说就构成了一个解释学的视域，而这个解释学的视域要求对文化商品有自己的需求与理解取向。所以，从大众文化来看，即使象于丹这种对《论语》的改写式的宣讲，实际上也并不是于丹在左右听众，而毋宁是于丹在“迎合”听众。用“迎合”这个词有些过分，但这是为了使语义更显豁一些、为了把有关问题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因此，大众文化这个背景使“于丹现象”不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的普及问题，它实际上是现代大众文化对于古代经典文化的一个带有侵犯性的改造。这也是我们可以部分地同情“十博士”强烈反应的原因。大众消费文化确实要求把经典文化改塑、纳入商品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