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代解释学又有一个学派提出了一些我们所忽略的问题，这就是列奥·斯特劳斯(LeoStrauss)的古典解释学。这个方向所讲的就是要求回到古典，不是象现代人那样来理解柏拉图，而是必须象柏拉图那样来理解柏拉图，只有设法让自己变成柏拉图，才能理解柏拉图，而不是为现代人辩解，为现代人的解释学权力和生活世界辩解，这与刚才的第一个解释学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后面这个解释学的合理性在哪儿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看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就是价值虚无主义。现代人的价值虚无主义有一个特征，就是历史主义名义下的相对主义：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绝对的真理被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的相对性消解掉了。因此，这种批判现代性强调要回到古代人那里去，要把古代人那种绝对真理的观念、精神态度、气质传承下来。所以它不允许随意对经典进行现代人的这种解释，更不允许用那种古惑仔的方式进行戏谑。这里我们再联系到文革之后出现的“恶搞”。恶搞经典、恶搞《西游记》、恶搞历史大人物，等等，很多人强调这是消解传统权威意识形态，诚然有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背后有一个超出特定消解对象的更大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态度即虚无主义借此张扬。它变异成什么都可以恶搞，其结果就是没有任何神圣，没有任何可以郑重对待的，一切都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把严肃的、甚至神圣的东西漫画化、戏谑化，用这种方式把严肃和神圣变成当代人的一种精神消费来开心娱乐。

　　只有进入大众文化根基深处现代性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本体性问题，我们才会警戒地看待大众文化背景下的经典俗讲。在历史虚无主义这一现代性深渊面前，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主义(现代人比古代人进步)与大众主义(平民的自由与平等比贵族价值更合理)成为需要深思的危险。当然，于丹他们将经典带人大众文化，不仅是将经典大众化，同时也是用经典文化影响改造大众文化，这是双向的影响。这当然有其积极意义。这代表着古代经典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继承联系的一面。

　　然而，“十博士”是以对立的姿态抨击经典与大众文化这种关系的。这迫使我们主要关注这种对立性的涵义。这种对立性的突出，表明中国社会及其思想界的现代性发展已经深入到“五四”以来最具反思性的阶段。但是，“十博士”以这种学位联名架势攻击于丹，再次显露出当代国学青年学者已成风气的悍戾。这种悍戾之气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传统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它不仅验证了福科著名的知识话语权力本性观点，同时也表明了这场争论仍然是现代人之问的争论。博士们的悍戾偏狭与儒家的温柔敦厚毫无共同之处，实际的后果反而是：这种话语交谈习气，伤害最深的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这同样是今日中国诸种思潮最让人担忧的。经典卫道士与其所攻击的对立面同样地表明了古代经典在当代中国被扭曲的处境。古今之争的积极前景需要依靠现代交往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