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246-269；
唐/563-569
神龙吏部留司格） Ch3841
（TIIT） 首尾俱残，余16行，每条格文以“敕：”字起首，每条下有小字注释之年月日，而格文不一定另起一行，如第5行下部即开始另一条格文。 山本等/38；
唐/574；
刘/270-275 吐鲁番出土，刘氏原拟题：垂拱后常行格，不确，其后已更正，参看注释27。
开元户部格 S．1344 首尾俱残，余69行，每条格文以“敕”字起首，且另起一行，下列年月日，除第50行外，年代也另起一行。 山本等/36-37；
刘/276-294；
唐/570-573 即开元三年三月颁行的开元前格。
开元户部新格 北图周字六九号 首尾俱残，余45行，每条格文以“敕”字起首，且另起一行，年代也另起一行。 池田/159-175 池田先生考证为开元二十五年九月颁行的户部新格。
开元兵部选格 P．4978 首尾俱残，余18行，每条以“一”起首，曰“准兵部格后敕”、“准兵部格”、“准开元七年十月廿六日”。 山本等/39；
刘/301-306；
唐/576 唐氏拟题：唐天宝年代兵部选格，但刘氏考定其当在开元19年到25年之间。
可以看出，不同年代的唐格文书在抄写格式上颇有差异，但没有一件文书直接标明为：“某某格：敕，……”的形式，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即这条格文是作为一道完整的唐格，为本件文书所引，但整件文书的性质却不是唐格文书，我们从其它文献引用唐格时的体例也可得到旁证。例如，《唐会要》卷八一《用荫》所引：“《户部格》：敕，应用五品以上官荫者，须相衔告身三道。若历任官少，据所历任勘（下略）”。
从前文分析可知，这道格文采自开元八年之敕，而《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注曰：“（格）盖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 因此本《户部格》的编纂当在玄宗之时。这一时期删撰格文的情况，据《唐会要》卷三九《定律令》载：
开元三年正月，又敕删定格式令，上之，名为开元格，六卷。……至七年三月十九日，修令格，仍旧名曰开元后格。……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嵩又以格后制敕行用之后，与格文相违，于事非便，奏令所司删撰格后长行敕六卷，颁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复删辑旧格式律令，中书（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从，前左武卫胄曹参军崔冕、卫州司户参军直中书陈承信、酸枣县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删辑旧格式律令及敕，……总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奉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颁于天下。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又载：“至二十五年，中书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天宝四载，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复增损之。” 为便于省览，我们根据上文，并参考刘俊文先生的研究，将玄宗在位期间格的编纂活动列表如下（见表二）：
表二
法典名称与卷数 奏上或颁行时间 主持人
开元（前）格十卷 开元三年正月（三月？） 卢怀慎、李乂等
开元后格十卷 开元七年三月 宋璟、苏頲等
开元格后长行敕六卷 开元十九年 裴光庭、萧嵩
开元新格十卷 开元二十五年九月 李林甫、牛仙客
天宝新定开元新格十卷 天宝四载 萧炅
玄宗时，格凡四修，开元三次，天宝一次，中间还有一次格后敕的编定。因本道格文采自开元八年之十一月十二日敕，它显然不可能是开元前格或开元后格。又因明载为《户部格》，则亦非格后长行敕。因此，它只可能指后两者之一。据刘俊文先生的研究，《天宝新定开元新格》对《开元新格》的损益很少，其依据只是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四载间新发布的制敕，即《新唐书·刑法志》所云“稍复曾损之”而已。我们初步判定，本条《户部格》出自开元二十五年的《开元新格》。
（四）、第14行。从残划可以推断，第四个字为“到”字，第二字据残余的立刀偏旁可推补为“刺”字，第三字可意补为“史”字。此行文字可推补为：“敕：刺史到任，当年”，我们推测此敕很可能也是关于朝集制度的，即刺史赴任后，是否可以当年入考的问题。由于朝集使入京后，升迁的机会很多，因此许多刺史到任未久，即忙着入京朝集，朝廷曾屡加禁止，史载：“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及春将还，多迁官；（开元七年）宋璟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 开元二十一年（733）四月一日的《处分朝集使敕》也指出：“若声绩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来朝而辄迁，参佐逾年而竞入，此独为人之资地耳，岂是责成之意耶？” 到次年八月更明确下诏：“刺史到任，不得当年入考。县令阙，不得差使。” 对此诏书，《册府元龟》所载更详：“朕忧于理人，委在牧宰，虽已分命，仍未尽诚。如闻刺史新除，所莅不过数月，即营入计，无心在州，政教阙如，朝寄安在？自今已后，刺史到任，皆不得当年入考。” 我们推测，本行所载之敕很可能就是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的这道敕文，“当年”之下或即“不得入考”四字。
3、 残卷性质与拟名4、
残卷内容考察既竟，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其性质。总的看来，本卷文书中包含有一条开元二十五年的《考课令》、一条同年的《户部格》以及一条可能是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的敕，而且，所有内容都是关于朝集制度的，从不同方面对朝集制作出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件文书究竟是什么性质呢？我们认为，它可能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删定律令格式的同时编纂的那部《格式律令事类》之断简。
从前引《唐会要》卷三九《定律令》的记载可知，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李林甫等人在删定律令格式的同时，“又撰《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对此，《旧唐书·刑法志》、《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的记载略同。值得注意的是，本件文书的抄写体例与文献所载《格式律令事类》“以类相从，便于省览”的特征完全相合。此书逸失已久，而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材料更是少得可怜，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清楚此书的内容，对其在法制史上的地位也未加注意。钱大群先生曾指出：“开元二十五年的《格式律令事类》未得传于今世，但是有两点可以确定：一是撰写的目的是‘以类相从，便于省览’，这是与官署有关的条文的分类编抄，并不是各法皆与刑律合体。二是这部‘事类’是开元二十五年的事，而不是今传唐律——永徽四年的《律疏》。” 钱先生的主旨是想说明，唐代并不是众法合一于刑律，这自是不错，但开元年间确实有一种为使用方便而将律令格式编在一起的风尚。例如，《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除了著录《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外，同类著作还有裴光庭《唐开元格令科要》一卷。 另外，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了萧旻《开元礼律格令要诀》一卷， 从书名推测大致也属同类，不过更将礼的内容也纳入其中了。
那么，本卷文书会不会是这两部书中的一部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这两部书都是私家著述，而本卷文书纸质精细，书法颇佳，体例严整，无不显示其官方抄本之性质，远非私家著述可比。这一点，与《格式律令事类》的性质与流传情况相当。因为此书是李林甫等中央高级官员主持编纂的官方著述，且史书明言其编成之后，“奉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颁于天下。”可见，此书确曾在中央精抄并颁行天下，其实用性非常明显。由于只抄了五十本，似乎沙州还分不到一本，则此卷写本或为凉州抄送本，或为沙州录副本， 当然也可能只是从书中摘抄的与地方官府有关的部分，无论如何，其为官府文书殆无疑义。其次，从内容分析，本卷也不可能是这两部书之一。先看裴光庭的《唐开元格令科要》，此书今亦不存，从名称可推知其编纂特色大略也是将格、令之精要排列于一起。《通志·艺文略》在著录此书时说：“裴光庭撰，记律令科目”， 恐不全面，因为书中当还包含着格的内容。又，裴光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