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样的立场，学科主要的业务是传播各种形式的（各种有销路的）学问和文化。无论是语言教学，科学教学还是职业教学，它们的社会功能就是要把少数人同多数人分开，把对的同错的分开，把优同不及格分开。（当前关于分数贬值的某些恐慌也许原因就在于对这种功能的丧失已有所察觉。）约翰·纪勒利的《文化资本》尤其针对这种文学与文学语言的教育文化综合症做出有力分析，描述其历史，而且就我所知，也是布尔迪厄著作迄今为止（在社会学以外）的主要改写本，用以适应英语读者和英美传统。[10]纪勒利论证的重点在于英语教师的真正激进化及其推行的真正激进化（准则改革，对理论的关注，等等）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复制的征兆。变化不是由对一个从最大的伦理政治意义上构想出来的变化中的世界做出反应这一事实来推动的，而是出于在职业危机时期为文学学者的职业保留某种可以到手的位子的需要。约翰·麦戈万同样把后现代征兆归于“一种高度的焦虑，它担心知识分子对一个似乎越来越敌视在艺术和知识分子工作中提倡的价值观念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1]
威布伦早就给了我们用以着手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困境的术语。他把高校看作反动的而不是前卫的机构，对世界上的变化缓慢地做出反应，而不是领风气之先。一个发达消费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功能是要展示各种专门知识，这可以“在习惯上被认作浪费时间的明证”，因此容易受到一种铺张消费文化内部的惠顾。人文科学正因为同工业社会的技术基础没有关系，所以最能胜任完成这项任务。于是它的实行者就充当了对一般大众进行仪式化恐吓的萨满教僧人，即使他们降低了整体的集体经济效益，也还是为他们神秘仪式的气氛受到尊敬。[12]这当然使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处于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一方面，按照威布伦的说法，我们的社会功能以我们的无用为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始终处于压力之下，要使自己有用，要按照同公共机构格格不入的生产性模式解释自己的行为。威布伦自己也没有遵循这个悖论，但它似乎同对我们目前形势即我们关于后现代争论的形势的理解有关。在我们的困境中，我们同时努力为两个离题的主子服务，他们本身就在我们大家居住的更大领域中互相冲突，并作为那个领域残留的和新兴的成分周期性地互相联系。这种紧张状况在撒切尔政府时期的英国非常明显。认为一个激进的托利党政府会继续为知识分子亚文化群的真正传统，为它显而易见地参与表现反动派（其长袍和毛皮大衣）而保护这种亚文化群的保守知识分子很惊讶地发现，政府的审查不限于针对左派，还被运用到所有知识分子身上，它是按照明确的生产性标准贯彻执行的。这本身就是托利党以激进面孔复出的征兆，托利党自己的“构成有机整体的”知识分子——用格拉姆奇的话说——是坚定的功利主义者，既同先在的传统知识分子学术亚文化群中常见的右派又同其中常见的左派不相一致。
美国的情况虽然不容易通过像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一个单一人物的典范性政治个性来说明典型特征，但也没有什么不同。只要本身有用，不管内容如何，纯粹的专业化得到更大规模的接受；但是，也有一种越来越增强的对大学的价值和功效的怀疑，这种怀疑部分是由地方上的减税活动，由高等教育价格的明显飞涨所引起。我们充其量为我们的大公无私，为我们教授的批评思维习惯而受到尊敬，但是我们也因为那同样的大公无私而受到批评。在英国和美国，由于我们同威布伦加到我们头上的那些特点，即神秘性和阈限性，相联系，所以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特别受人尊敬。这种分担的焦虑一定是关于我们当前转向文化批评的任何广泛解释的一部分，它悖论式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参考性修辞学，一种谈论世界的姿态，尽管我们承认世界主要是由表述构成的。我们现在明白了，文化研究是一种活命主义形式，那些强烈反对它进入大学的人最好还是反思一下它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自己的继续存在。[13]
但是这还不尽然。假如说我们满可以既教昆虫学，又教后现代，这似乎不太令人信服。如果我们的任务纯粹是水准鉴定，是从一群山羊里选出几只绵羊，那么这也许有道理。专业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的亚文化群要求争论和区别对待，以完成其某些体制化功能，他们从不以完全随意的内容对那些争论产生影响。我们拥有或渴望拥有的文化资本取决于同社会整体的一种可争论的关系，以至甚至团体的自我复制也要求致力于现在所谓的伸展。于是我们就被纠缠于前卫和后卫之间。在一个人们感觉莎士比亚对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世界里，研究莎士比亚对我们有好处。同时，诸如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同性恋研究等，因为是对学术界内部及周围发生的变化的学术化系统阐述，所以它们作为重要话题而出现。全球文化是一个重要话题，因为民族国家自治出现了明显的削弱（尽管这是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一个过程）。[14]关于浪漫主义或美德的争论以内在的兴趣吸引了我们当中一些人（如什么是美德，浪漫主义始于何处，终于何处？），但是却没有产生同样有效的作用，因为它们不是从直觉上或认识论上同其他亚文化群中，同笼统地称作社会的圈子里人们所面对的更大问题相联系。
约翰·纪勒利（在《文化资本》中）把布尔迪厄的某些思想强烈地运用到文学教育中的学问和正统性等问题上，这种运用需要通过承认那种教育的内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并不像他有时暗示的那样是完全随意的，从而具备真正的资格。对立足于内容的教育上的冒牌革命家来说，纪勒利的著作可以算得上是对他们的谬见的一帖堪称及时的良药，那些认为我们要造就一个更好世界就只有教授托尼·莫里森作品的人，应该让他们好好读一读这著作。然而，知识分子和专业学者的社会功能的理论化，要求有更广泛的分析。艾尔文·古尔德纳的重要著作《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也许可以充当一个起点。“新阶级”包括大学教师和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古尔德纳把他们理解为大量参与追求这个阶级的集体私利。但是由于那个过程取决于对一种具有理论化能力和概括能力的“批评话语文化”的使用，由于新阶级本身的历史地位是要同异化作斗争，同扩张中“优势的受阻”作斗争，所以它体验了矛盾的经验，也因此能携带社会改造的能量。[15]古尔德纳不仅仅使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新阶级）免受道德败坏，政治堕落的怀疑，还把他们看作“现代社会中最进步的力量”，看作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可能的人类解放的中心”（第83页）。
古尔德纳的著作是在1968年反战运动后不久写的，纪勒利是在里根主义之后，在越来越对学术界及其价值丧失信心的时期以后写作的。古尔德纳把知识分子看作（在）我们拥有的最优秀者（之列），还指出了他们对一些重要的历史革命的领导作用。纪勒利的思想因为也带有几分一代人对于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终结的历史的怀疑和绝望而被推销为治疗那些比较懒惰的（左的和右的）家伙的良药，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意义当作理所当然的。在（似乎）更朴实的后现代主义争论的语境中，一种认为各种各样判断都可以接受的开放性是行之有效的。对后现代的质问确实作为一种急迫的跨学科探索在学术界内部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