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之所以选择在随后的文章里不明确谈论“我自己”的原因。这个决定也许显得不合常理，尤其是在我要求有特权批评其他那些确实谈论他们自己，那些因而声称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某种认识论的完整性的人的地方。人们同样可以像谈论学术后现代一样来谈论后现代学者——他们一方面换掉了一台又一台过时电脑，一方面又犯了他们自己分析过的毛病。我不是打算为了允许我对我个人投资和个人观点保持沉默才为熟悉的“主体的死亡”辩护的。我似乎觉得，主体从来没有真正死去，而仅仅是被搁置了一会儿，尝试着纠正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由表达传统。我以后将要证明，那种传统拼命反扑，以至有时候对“理论”的攻击只是有机个体恢复原状及伴随那种原状恢复的身份政治的一种代号。鉴于这种反动倾向，在我看来，将主体性客体化——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着手于主体性的整体化——的计划似乎有着最高的迫切性。这样一种计划必须涉及（尽管不必取决于）正在执行这项计划的自我——此处指的是鄙人——的历史生物学气质。我不能简单地、自鸣得意地拒绝考虑那些（他们有很多人）正忙于以获得各种认可的“违法”方式谈论他们自己的人，因为（我将在第三章里证明）他们是我们共同历史的载体，又是受其愚弄的人。可是，我不打算在这本书里告诉你我的生平故事，如果在后文中我无处不在，那么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婆婆妈妈，这是一定的，不过是带着伪装出现。如果这样我就是表明了我的临时性忠诚，即忠诚于一些听起来很有名的像是启蒙运动式的信条——larvatus prodeo（戴着假面具前进）和de nobis ipsis silemus（让我们保持沉默）——那么我也是抱着一种渴望，渴望不要重复那些时刻（这只能是怀旧），而是要造成对一种基本方法的限制，为我们大家准备好着手探讨（正是由于历史原因）也许最棘手问题的方法，这个问题，一切其他问题似乎都贯穿其中，却被马克思主义传统置之不理，大大影响了它在发达世界自由文化范围内的可靠性（如果在别处还不那么严重的话）：准确地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说话，或者如何无视“我自己”的因素的问题。
我也要避免对后现代年表的任何精确判定，虽然我专注于被称作后现代的东西的传统残留成分，这种专注将根据定义包含长期持续的模式。只要随便审视一下有关这个话题的文献就会发现关于后现代始于何处是没有实质性的一致看法的。有许多是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自己正在界说一种后现代主义，这是同20世纪初审美结构的一种决裂；或者界说一种后现代性，这是同至少启蒙运动或者更早时期以来的整个现代性及相应的现代化文化的一种决裂。第一个定义通常是从艺术品和各项文化方面来讨论的，第二个定义涉及的是最重要的全球经济范畴。人们还注意到那种可预料的学术习惯，把第一个语境中的各项条件用来证明第二个语境中的变化。因而也许关于差别的一种最熟悉的变体是含蓄地不愿意使它完全成为一种差别。这样，一幅绘画或一幢建筑就等于是“代表”了时代精神中的某种地震变位，对居于一件事物和在自身中造就这事物的世界之间的所有事物没有一种非常精确的说明。
这些差别、半差别、识别等的变体——其本身就是我们半桶水知识的征兆——可以在讨论后现代年表的许多文献中见到。瓦蒂莫赞同从《尤利西斯》到《芬尼根的苏醒》是后现代演变中一个“关键事件”的想法，他把这样一种地位也给了尼采著作中一个相似的、较早的“突破”。[22]鲍德里亚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确定为关键时刻，将1929年经济危机视为紧要关头，并把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同包豪斯建筑学院相联系。[23]利奥塔谈论“19世纪末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在至少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被想象成后现代。[24]爱德华·苏杰把一般意义上的20世纪60年代末，然后又特别把1973~75年的全球衰退视为资本主义第四次现代化，因而也是后现代空间性出现的时刻。[25]这也是大卫·哈威的《后现代性状况》和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的重点，虽然在这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73年的时刻深嵌在1945年至1973年的“美国世纪”复杂的、辨证的、不平衡发展的模式中（后现代就是其表现），不是涉及到资本主义演变的第四而是门德尔的“第三阶段”。[26]安德烈亚斯·惠森在赞同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般后现代性时提出要进一步精确化，同时明确说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的一种转变，一种在不同民族文化中被进一步具体化的转变。[27]惠森还引用了查尔斯·任克斯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确确认，认定现代建筑的终结（和后现代建筑的开始）是在1972年7月15日下午3：32的圣路易斯（186）。大多数人要求有更加渐进的解释，即使是在强调某些典型时刻的时候，尤其詹姆逊关于现代在后现代中的持久性和现代范围内各种先行的后现代主义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说明。[28]其他人则加入到追寻中，试图找出后现代一词的第一次使用，希望解决历史词源学领域的问题。
编年史的建立当然并不罕见地是公布价值观的一种策略。斯蒂芬·图尔明的《国际都市》提议一种能让笛卡儿理性主义课题取代蒙田人文专一主义的历史，迫使欧洲文化远离“人类经验中特定的、具体的、过渡性的、实践的方面”，其真正的回归是一种真正的后现代性的任务。[29]你可以既因为其虚假的一致性（因为理性主义的范式从来不曾是霸权的），也因为其对作为令人难忘的民族冲突与国际冲突（三十年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理论转向的简单模式化而反驳这种西方文化史。当然，这是历史的已逝部分，写来为作者对当下需要的洞察辩护的历史，他将这种需要视为要求狂欢的前笛卡儿往昔的回归：容忍和怀疑态度，一种“对具体细节中的人类生活的实际关怀”（x，xi，168）。图尔明认为我们漂流在怀疑和犹豫不决的大海里，“搁了浅而又不敢确定我们的位置”。他的解决方法是“设法重温人本主义者注重实效的谦虚，这种谦虚使他们尽管有不确定性、歧义性和多元性，却生活得无忧无虑”（3，105）。
图尔明认为更可取的范畴显然同文学传统的范畴不谋而合，因而他的历史叙事是对我所谓的学术后现代中的文学统治及其产生的半桶水知识统治的一种示范性例子。无论何时你在历史中或世界上找到后现代的典型浮现，记住要首先寻找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是很重要的，世界是按其定位来描述的。例如，图尔明宣称哲学处于一个“死亡终端”，因而准备重提“大约300年前被笛卡儿政变抛到一边的实际问题”（168）。但是我们在这里无法真正探讨如何简单地回到三岔路口去，探讨一条没有走过的路；这样一种观点赋予知识分子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晰视力，并假定一种直觉和历史能量的传递。我要再次表明，有一种学术后现代，它介入，尽管并不完全歪曲学者试图描述世界时提出来的东西。我们的主张中渗透着的知识和半桶水知识的纠缠不清，即使在无法明确解决的情况下，也需要得到处理。
应该承认，我在这里写到的学术后现代不是唯一的学术后现代。我一直在描述的一系列不同的年表本身就应该表明，我们仍然忙于在各种各样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之间做选择。它们都是学术界内部制造出来的，不过不尽相同。我选择专注于保守的“传统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