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们、学生们的内部复制和大众“延伸”之间的辩证逻辑可以在学术界的“明星体制”现象中看到。我们不时生产，或允许生产，少数从内部承认过渡到外部承认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他们那些不太显眼的同事们的完全赞许，可是他们也得到这同样的同事们的庆贺和辩护，因为他们确实提供了一种不寻常的专业合法地位，他们被感觉是在专注于别人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单在美国，雇员估计达80万人的任何职业，如高等教育那样，会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明确地被人看到。律师、医生、工程师对我们来说，似乎做到了这一点，这是由他们工作的内容决定的，但是这没有使律师和医生免于受到持高度怀疑态度的公众的注意，因为他们正同这些公众紧张地进行着争取尊敬和自尊的斗争。科学家们正当地感觉自己是牛顿和达尔文（也许还有诺贝尔和泰勒）的继承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至少直到最近还得到国家机器给予的明显优惠的较好保证。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同样渴望成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纽曼和阿诺德的传统的名副其实的维护者。同时，我们把公共领域方面的知识分子状况中的根本变化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后现代的争论是我们用以列举这种认识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方法之一。这表明了我们的“新阶级”自我复制与发展在对那种发展的历史期待不再坚信不疑的时期的日常工作事项。我们谈论的世界，按照后现代的词汇，是一个也许正在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世界。紧迫性因此而加倍。我们要按照我们对启蒙教育的传统信奉来解释世界，如果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存机会最大化，我们就比以往更需要解释世界。换句话说，也许我们正看到的东西是古尔德纳的“新阶级”内的一种分解，一部分人（例如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利益因此而不再简单地同另一部分人（科学家，电脑专家等）的利益相一致。某种统一的域论（后现代）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吸引力也许在那时候被理解为至少部分意义上（尽管只是在部分意义上）是人文学者中对一种更有力的游说地位的明显需求的结果，这种地位的目的在于保存文化经济馅饼中我们集体所有的那一块。
读者读到现在一定已经注意到我在说着两件似乎不同的事情。一方面，我说过，学术后现代的存在，在我看来，似乎比它经常意欲描述的一般后现代性的存在更清楚。另一方面，我主张要有一个超越学术界的更广泛的事态，学术界一定会对它做出响应，甚至会对它产生影响。我似乎感到，最好使用两种方法进行分析：我们确实是在对一个世界做出响应，但是却不能保证我们的习惯和继承的模式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清晰形象。这就是我之所以把这个项目的副标题定为“关于半桶水知识的报告”，且不说以利约塔德为代价开的一个小玩笑的私下乐趣。关键的概念又是中介。我们现在已相当习惯于听到这个术语及其伴随的被贬为过去时代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残余的方法论了。它毕竟似乎预先假定了两个完全确立的实体之间的辩证逻辑，这两个实体的存在现在通常在后现代本身的范围内受到质疑。因为这个理由，对中介过程的说明和调查现在必然以某种方式进行下去，而对于被中介转为部分的整体是什么，对于可以用来成为整体的部分是什么，却没有任何事先的确定性。承认这造成巨大困难，并不一定导致我们宣布它为不当。例如在黑格尔著作中就有，但不是他的著作独有的一个长期传统，甚至在那些否则对黑格尔的课题毫无尊敬可言之人的观念中也确实很明显，它把对一部艺术作品的分析等同于对其全部历史时刻的分析。这种信念已经不再被感觉是理所当然的了，甚至当我们不足以对关于我们选择关心的表现形式的某些至少局部的历史意义的看法表示绝望的时候。（这毕竟是文化研究和传统文学史的共同基础。）同样试探性的方法论也适用于对学术界的分析。它不是用任何纯粹的反映方法来反映大千世界，但它也不完全独立于那个世界。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一断言开始：在自身范围内进行关于一般意义后现代的争论的学术亚文化群的存在，如果要说有什么知识分子的诚实的话，就是在要求一种对甚至支配学术界内部所表露的关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个世界的自发性的传统的承认。布尔迪厄关于“场”的概念在这里非常有用。场因为拒绝“悲观的功能主义”，因为对一种“中介和社会机构”在其中“不断”在“社会力量和社会斗争的结构空间”“进行斗争”的场景的投射而同阿尔都塞的“器具”相区别。[17]当场和组成场的子场相互关联的时候，严重的事情就会发生：布尔迪厄用这个模式来说明1968年5月的事件。[18]但是，场的形成和再形成的决定因素也必须包括布尔迪厄所忽视的外部能量；1968年会令人想起国际毛主义和越南战争，它们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教育体制中人口调整的结果。如果按照布尔迪厄等人的说法，以学术界的立场说话如说得好像我们向外看世界的窗户上没有玻璃一样，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无视布尔迪厄等人的说法，想像我们所有的窗户上都镶着镜子，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形象，这也同样无法令人信服。
这也许该是说一说所谓话语理论的局限的时候了，这一理论模式现在似乎正做着中介曾经做过的工作。话语主要是作为近来人们所偏爱的对已遭到普遍拒绝的早期文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虽然我从来不清楚为什么对于这个模式，甚至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人也一定要用最简化、最荒唐的方式来表述）[19]的替代物而从结构与类似中借用来的。它的功能经常是把分析毫无生气地放入到几乎完全的同步性中。如果使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切都在“话语”中，那么就没有必要让它来对抗其他话语，或对抗任何种类（经济、人口、物质生活）的原始经验史。诉诸于话语而以作为文化分析手段的中介作为代价，主要要限制可运用的术语和可能性的数量，从而成为对整体化的一种强烈抑制。如果说这不是话语的主要推销者福柯本人著作中提供的单一结论，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20]但是，毫无疑问，话语的声望或至少它的声望所代表的思想倾向使我们更容易谈论单一的亚文化群单位，诸如公司，或学校，或综合性大学，把它们看作有效渗透着社会整体的决定性力量。（也许这是又一个对自我重要意义的幻想）。例如，以这样的方法，我们“复制”的东西便完全是，也仅仅是学术界，它要不就和我们拥有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其余部分完全一致，要不就完全不同。如果只是因为我多少专注于学术后现代，却不太有兴趣于（或不能够）提出学术后现代和一种无论是后现代的还是其他什么的更一般状态之间的决定性关系，那么我自己的考虑似乎必然要落入这个圈套。同时我显然希望，我在这里不得不说的话，将有益于任何着手于那种更大分析的人。
我至今认为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从学术界内部关于学术后现代说点貌似有理的东西，因为那是我所属所知的亚文化群。布尔迪厄就是这样来证明社会学的科学力量的，甚至在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让我们注意到同业内的自欺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