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那些在学术界已经取得某种名声和复制能力的东西：吉尔茨和罗尔提的著作，新历史主义，等等。尤其是，我对文学的统治，对文学方式和文学批评方式有效转换成其他学科感兴趣，这似乎是极其新颖的。即使只说这么多似乎也是违背约翰·纪勒利的强烈主张的，他认为，文学范畴已经在“体制上出现机能障碍”，只是作为旧资产阶级步步为营的文化资本，在一个威胁要完全取而代之的教育体制内留连不去。[30]代表学术后现代特征的叙事转向会更是一种伸展出去模仿或吸收大众文化的形式特征的努力，而不是对文学的回归：通俗的而不是文学的故事。当然，学术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变体似乎在表面上和我们在其他情况下认为是“文学”的那种东西的高度文化要求毫无关系。但是，那种文学和它竭力与之相区别的大众文化的关系总是十分辨证的。尽管（例如）现代主义和理论的艰深，文学却从来未能十分成功地使自己同提供了它并非那么二元对立的对立者的通俗叙事相脱离。好小说、好传奇的权衡是比照了坏小说、坏传奇；好诗比照了打油诗；可取的讽刺比照了削弱的信仰。[31]那么，当学术界，高雅文学文化的宝库，试图采纳通俗方式时，不应该同它的模式有某种先期的相似性。所以，如果文学叙事的提倡者和通俗文化的信徒之间仍有某种紧张关系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深厚的共同传统把它们联合在一起。而且，你可以推而广之，恰恰用纪勒利的例子，通过假定文学模式扩散到其他学科表明了那些他称为“旧资产阶级”的人发挥的后卫作用的范围和能量，从而说明“文学”的传播（而不是消失）。如果你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就能达到这程度——那么我们就会想知道旧资产阶级是否真的像纪勒利假定的那样无能。也许它已经在学术后现代显然有了更新，但在传统上根深蒂固的语言中发现了一段新的寿命？

    我这样假定是要认真对待理查德·罗尔提的主张，他认为“文学文化”一直“在使其他学科规范化”，尽管罗尔提的进一步主张（同图尔明的相似）会要受到质疑，他认为这个事件是像先前年代科学取代宗教所引起的事件一样彻底的转变。[32]这种规范化具有再判断（人文）学科间界限的效果，主要是废除它们。有时候会好像“文学”本身也改变了，变得不如以前那样敌视技术语言和理论语言了。学术界于是乎马上就在内部更加统一了，更能面对纪勒利及其他人描述的一些挑战，提供有关自己的条理清晰的说明，而且也因那种条理清晰而在描述和分析一个学术界之外的世界的能力上更加潜在地受到限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那种条理清晰。

    在专门写到学术后现代的这种变体时，我再次明确地热中于某种程度的具体化。首先，一点也不清楚文学与文学批评输入或移入其他学科就是唯一的此种迁移。文学研究本身变得比以往更加跨学科（例如以文化研究的形式），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精神分析等等那里借用了新的描述形式。然而，尽管不拘一格的主办人授权具有明显的知识分子氛围，我仍然主张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新方法的形式：一种以传统文学特点为其主要特征的形式。这样，文学批评家从吉尔茨和罗尔提一类作家输入回来的东西，经常就是他们原先输出的东西，带着获得的剩余价值重新出现。相应地，非文学学科正逐渐被它们自己的极端分子对文学方法的再传播所殖民化了。

    其次，我无疑感到内疚，因为我无视别人为拥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真正的？）后现代的词汇而开展的争论，它有着更激进的代表，比我称作学术后现代的保守说法有着更激进的效果。如果我不在例如经济女性主义、技术文化、奇谈怪论、或文化研究中一般性地谈论这些倡议，那么我的目的在于不要使它们比它们已经是的模样更加边缘化，在于不要暗示它们必然同我没有谈论过的各种各样后现代相一致。学术界还有它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新兴的及构成有机整体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内部冲突，他们互相关于内容问题，因而也是关于一种以内容为基础的世界态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尽管他们继续拥有共同的工作场所，和世界的其余部分形成对照。当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完全是在形成过程中，我个人甚至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洞察力来彻底描述它们。如果我的意见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对这些形成方式有所贡献的话，那么也许这就是作为告诫之词要求对它们同我正在描述的传统间的关系做出某种说明：我想，应该是一种差异的关系，虽然是不完全的差异。也许尽管尼采发表过非常后现代的宣言：“过多的历史有害于活人”[33]，在这里提议讲点历史还是有所裨益的。换句话说，我并不打算用这种为残余势力未被察觉的统治辩解的论点来作为开头，引出正在出现的某种别的东西的貌似有理。相反，要是有什么差别的话，我会希望通过召唤某些熟悉的，但是巧妙包装起来的复合幽灵，参与到那种新兴事物中。我认为，这些幽灵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我们也许正面对着学术经济衰退，古尔德纳的“新阶级”分化成互相竞争的部分的时候。（这是我认为纪勒利的《文化资本》所阐明的重要征兆之一。）尽管有这些压力，诉诸于个人（自传、忏悔教学、轶事、谈话）和审美（表面与假象，风格与立场）却仍然拥有广泛吸引力。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是在这些学术后现代征兆辉煌地体现在例如本书末尾讨论的比尧特的《拥有》一书中的时候对它们做出响应。后现代倒行逆施的短暂性在典型的建筑形式中如此显而易见（支撑在我们的废墟上的碎片？），给文学传统上的保存功能和有声功能添加了额外的能量。同死人说话的愿望，我认为是学术后现代主要的偏见之一，它可以要么被欢呼为人类的一种持久需要，要么被斥为对一个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的无限怀旧。也许我们身上从头到尾都在起作用的深刻的历史感将断定不可能有明明白白的差别。至少，我们会毫不惊奇地发现，当我们发明（学术）后现代的时候，文学和文学批评正以其传统的现代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等待着我们。

注 释： 
     
     1 玛格丽特·A·罗丝（Margaret A Rose）:《后现代和后工业：一种批评分析》(The Post-Modern and the Post-Industrial: A Crit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 玛格丽特·弗格森和詹妮弗·威克主编 （Margaret-Ferguson and Jennifer Wicke, eds.）:《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 p. 3。 
     3 弗里德利克·詹姆逊 (Fredrick Jameson):《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p.9。. 
     4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现代性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弗雷德里克·劳伦斯译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 MIT Press, 1990，p.210。 
     5 三好正男(Masao Miyoshi) :《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衰朽》(A Borderless World? From Colonialism to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见《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19（1992~93）. 
     6 詹姆逊(Jameso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p.13。. 
     7 贾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现代性的终结：后现代文化中的虚无主义与解释学》(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J·史耐德译.（trans. JonR. Sny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p. 1。 
     8 伊万·威特金斯(Evan Watkins):《工作时间：英语系和文化价值的传播》 （Work Time: English Department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s），1989. 
     9 彼埃尔·布尔迪厄和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