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道德观念的绝对化，日本文化中没有突出的抽象道德意识，因此也不具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形态性，日本人不在抽象的意义上对社会和人负责，只对包含在日常风俗习惯中的情义规范负责，所有道德因素都具体化在事无巨细的社会行为中，因此社会生活中的形式化、组织化、准则化、标准化甚至是机器化就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这无疑在经济活动中有利，这已成为日本强大的经济动力之源，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严厉的工作态度、自责的责任感是举世皆知的。这种精神具有一种心灵上的强迫性，造成了日本人生活中形式化的强迫性与现实中的自然性的内在的冲突，比如日本人尊敬自杀谢罪的方式并不是因为对事情后结果负责，因为结果(除了蓄意犯罪)是可以补偿的，基督教就以赎罪向上帝的复归为人生目的，只有极度心理病态上的负罪感才能导致自杀，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达观，基于历史和人性的人文精神总是由乐观的生命意识支持的。
5. 纯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本尼迪克把菊花作为日本上层幽雅文化的象征，实际上中世纪形成的对樱花的欣赏风尚更能更广泛地表现日本纯文化中的幽伤情感，但是这种文化情感具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气质，日本人强调了樱花的衰败的悲怆之美，并认为那才是赏樱花的至高境界，这与中国纯文化中的基质性完全不同，比如中国文学中也有一种普遍性的幽伤，但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和人生环境的怀念和依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的意境，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的共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的坚忍孤傲，“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曹雪芹-黛玉）的自珍自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在变易中的包含……这些消魂化魄的情感都是出自生命自身的真爱和留恋，这不是对灿烂的壮烈的瞬息向往，也不是对衰败、死亡的赞美，而是生命延绵的永恒的渴望，这是一种人性本质的人文之美，是中国文化精神在纯文化中的最美丽的一种表现。
当然悲怆、苦难、残缺、死亡也是一种自然性，但这只是哲学上和宗教上才能被包容的自然性，认为日本人对死亡的壮烈之美和衰败的悲怆之美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追求，并固执自觉地追求这种至高的信念与服从，这是日本文化的病态阴影。实际上日本人真正的人性自然并未被污染，这在日本纯文化(文化、艺术等)中得到了充份的表现，正是源于这种人性的自然性，日本文学、艺术、民间文化中的纯朴和优雅就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喜爱，日本人自然人性的一面广泛地表现在远离前述的病态心理情结之外，他们赏樱、赏菊、赏月、赏雪，且歌且舞、且饮且咏，他们以陶情于自然的方式观赏樱花，与世界上所有建康心理的人一样，真正体会到樱花的淡雅之中所蕴集的生命的热情和永恒的价值，特别是今天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已使大众文化具 有更多的人性自然和开放性，人们相信今天在灿如朝霞樱花树下茵茵绿草地上欢愉的日本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情感上来欣偿樱花的。
由于中国文化和文字的渊源，日本自然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三大起点（日、美、欧）之一。日本在现代学术的汉化翻译上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现代学术和科学技术中的大量术语就是最先由日本学确立的，这些在中日文化的共同发展中是功不可没的。
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了丰富的精致艺术形式，如茶道、柔道、剑道、书道、琴道、花道等等，它们即是技艺，也是艺术形式，形式本身成为了纯粹的艺术，形成为极具日本特色的精致优美，这些艺术的泉源直接来于自然和生活本身，因此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具有自性的优美和纯朴，各具流派，百艺百能，丰富而充实。日本人在模仿竞争中发展这种生活的艺术，把模仿作一种美德，精益求精，乐此不疲，日本人甚把肉体享乐都艺术化了，睡眠、热水澡、吃饭、饮酒以至酗酒都可以被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生活的艺术形式化便日本人具有事事认真和天真般的固执，这与他们在工作和经济生活中的敬业精神是一致的，甚至日本妇女对家务劳动都抱有职业精神，这正是文化的整合性的一个最好的说明。
6. 文化与历史
文化中的历史是以文化的观点和方法阐释历史，历史中的文化是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过程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形态就是文化。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中日文化的分野关系正好说明了文化与历史相互的阐释性，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在中西文化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案例意义，中西文化的一致性只有在互补的意义上才能被阐释，而这种阐释性是从中国文化的本质性中得到的，但日本文化却以它的自身自反性表现了文化的层次整合上的特殊性，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文化文化具有自身的同质性，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心理，但这两者在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的文化阐释上是自性一致的，另一方面，日本的心理文化形态却表现了文化形态在层次上的自反包容性。本尼迪克的研究提供了西方文化研究和社会学在心理领域上的一个新视野，她使我们看到心理文化的自反对立性这样一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心理层次上的包容性矛盾，在这种理解上，意识是无意识的进步状态，意识与下意识的控制和化解关系构成人或社会心理状态，而在文化研究领域，本尼迪克第一次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文化形态的案例。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自性的对立性，而在西方文化中自身的对立性就是心理和社会的病态表现，日本文化却能以这种对立性表现强大的生存能力，但这种生存能力不是文化自身历史一致性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整合过程中产生的形式自反对立性，即以自反对立形式所表现的心理文化形态和动力性。日本近代社会“脱亚入欧”的思想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心理下意识的意识化，但这只能主要地是社会层次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可以移植，文化本身也可以在历史中进行吸收和融合，但文化自身的本质性不能改变，否则也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上的日本文化了。
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是一种现代的理性自觉，今天，人们在努力地认识自己，努力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在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中寻找自我，寻找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与历史中的位置，但只有在与此相应的大历史与大文化的背景和平台上才能真正理解自己。人类在更长的历史时间中，才能看到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的本身，它们即成为历史，也是文化表达的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