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敦煌158窟涅槃图像入手，分析了唐代社会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之风俗，认为割耳剺面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葬俗，但在隋唐时期已为汉人社会所熟知和接受，同时也发展出明志取信、诉冤、请愿等新的功能。至于刺心剖腹，作为一种自杀方式虽在西汉以后很少被人采用，但到隋唐时期此风又盛，这与此期大量来华的粟特人所传之祆教法术有关。敦煌158窟涅槃壁画中出现刺心剖腹图像，则是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粟特人改信佛教的真实反映。由于这两种风俗与汉族社会的伦理观念相冲突，遂一再遭到国家的禁止。

　　关键词：唐代、割耳剺面、刺心剖腹、敦煌158窟

　　涅槃图像是佛教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迄今已有许多成果，如贺世哲、贾应逸、刘永增等先生的研究[1]，而集大成者当属宫治昭先生的《涅槃と弥勒の图像学——インドから中央ァジァ》[2]。不过，对于敦煌158窟北壁的涅槃变壁画，学界似乎关注不够，事实上，这铺壁画，尤其是其中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出现的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的场景相当独特（图1），而其背后所反映的隋唐时期的社会风俗，更值得认真讨论。
　　根据学者的研究，涅槃图像最早产生于公元二世纪的印度犍陀罗艺术中，中国境内最早见于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及新疆克孜尔石窟，在敦煌则始见于北周建平公于义开凿的第428窟，隋唐时期涅槃图像获得巨大发展，到归义军时绝迹[3]。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晚期的前段，在西夏时重修的一个绘塑合一的洞窟[4]。除西壁佛坛上长达15.6米的释迦涅槃塑像外，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北壁涅槃变壁画中的各国王子举哀图。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有清晰的图版和较为详细的说明[5]。整个画面表现了在俗信徒因得知释迦入灭而极度悲痛的场景，可以看到，如同吐蕃占领时期的其它壁画一样，画面最前列站着吐蕃赞普，可惜头部今已不存。其右侧为一汉装帝王，头戴冕旒，身穿大袖裙襦，由二宫女搀扶，做痛哭状。其它十三人都为中亚或西域的王者装束，其中一人右手持小刀割自己左耳；左侧一人手持双刀，刺向自己袒露的前胸；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人，左手捏鼻，右手持刀切割；其左侧一人裸上身，手持长剑刺入自己的心脏。如此激烈的哀悼场景，在敦煌涅槃图像中是前所未有的。对此，贺世哲先生虽指出这些都是中亚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殊的哀悼习俗的写实，却又认为：“吐蕃占领瓜沙以后，敦煌《涅槃经变》中开始出现割鼻耳、刺心胸的图像，这与吐蕃民族类似的哀悼习俗有密切关系。”[6]我们认为，这一观点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下面我们就结合文献材料，对这幅图像及其所反映的唐代社会风俗进行初步的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割耳剺面

　　割耳剺面原是北方欧亚草原各游牧民族中盛行的丧葬习俗，《东观汉记》载：“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赐朱棺玉衣。南单于举国发哀，剺面流血。”[7]这恐怕是现存汉文史料中最早的记录了。匈奴之后，氐羌、契胡、突厥、车师、粟特、铁勒乃至后来的蒙古、女真等民族皆有此俗，这一点早为江上波夫等先生所揭示[8]。在图像材料上，宫治昭先生研究了新疆克孜尔224窟（即摩耶洞）后甬道前壁的荼毗图像，这幅壁画中有割耳、割鼻的场景（参见图2），他指出，这种以刀伤体的哀悼方式在犍陀罗和印度的涅槃图中绝对找不到，在汉译《大般涅槃经》、《摩诃摩耶经》等佛经中也无记载，故他们“无疑本不是佛教的葬礼”。[9]他同时还讨论了中亚粟特故地片治肯特（Panjikent）二号遗址南墙的“哀悼图”（图3）中的类似图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习俗在民族交流与融合达到较高水平的唐代社会屡见不鲜，如唐太宗崩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痛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10]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158窟壁画中佛陀入灭，各国王子悲痛欲绝的画面。而肃宗时下嫁回纥毗迦阙可汗的宁国公主，也曾于可汗死时被迫“依回纥法，剺面大哭。”[11] 
　　蔡鸿生先生已经指出，在西域文化史上，割耳剺面之俗还用于表现送别的悲伤和讼冤的悲愤，显示了胡俗文化内涵的多样性[12]。其实还不止此，例如唐太宗贞观年间，契苾何力被部族胁往薛延陀汗庭，誓不屈服，“拔配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之不夺也。”[13]这显然是为了明志。
　　此外，送别时的割耳剺面往往发展为一种请愿行为。如睿宗初立，郭元振由安西大都护入为太仆卿，“诸番酋长，号哭数百里，或剺面割耳，抗表请留。”[14]大致同时，魏州人也曾“剺耳阙下，请[阳]峤为刺史，故再治魏。”[15]天宝九载（751），玄宗命高仙芝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思顺不愿被代，“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制复留之。”[16]  河西向为粟特胡人聚居之地，出现此事自不足怪。延至中唐，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企图兼领磁、相二州，也上演了一出类似的闹剧，他“讽其大将割耳剺面，请承嗣为帅”，[17]使朝廷大为恼火。晚唐时，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拒绝受代，也“使百姓遮道剺耳诉己功”。[18]不难看出，割耳剺面虽说是民意最为激烈的反映，但很多情况下，它似乎已成为谋取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

二、刺心剖腹

　　对于敦煌158窟涅槃图像中出现的刺心剖腹形象，贺世哲先生曾认为其与吐蕃民族类似的哀悼习俗有密切关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吐蕃的葬俗乃是用刀锯脑、以木刺肋，这与用刀剖胸、以剑刺心有所区别。那么它究竟是何来历？
　　我们认为，与割耳剺面不同，刺心剖腹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葬俗。早在西汉时，它就曾作为一种自杀方式而出现，南阳出土的画像石对此提供了图像学的证据（参见图4、图5）。研究者认为这两幅图表现的都是《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聂政刺杀侠累后自杀的故事[19]。在这两幅图中，聂政均右袒，露出胸腹，左手掀衣，右手持剑刺入腹中。彭卫先生在对汉代的自杀现象进行讨论时曾指出：“汉代的‘自刺’就是《史记·刺客列传》所描写的聂政‘自屠出肠’的自杀方式，类似中世纪和近代日本武士的切腹。”又曰：“东汉一代再未见到自刺的例子，说明采用这种方式自杀已渐成绝响。”[20]  事实上，这种方式在东汉后并未断绝，到隋唐时期又频现于史籍之中。我们先将隋唐史籍所见自刺及企图自刺的事件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人 物

时 间

行  为

材料出处

李玄通

武德五年（622）

任定州总管，被刘黑闼所擒，“溃腹而死”。

《旧》187上/4872

唐太宗

贞观十七年（643）

欲立晋王李治，在长孙无忌等面前“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旧》65/2452

泉男建

总章元年（668）

唐军破高丽，“男建窘急自刺，不死”。

《旧》199上/5327

安金藏

载初元年（689）

为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气绝而仆。”

《旧》187上/ 4885

樊惎之子[21]

神功元年（697）

来俊臣党人诬杀司刑府史樊惎，其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

《通鉴》206/6513

郭霸[22]

圣历中（698-699）

为酷吏，屡见受害人李思征之冤魂，“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

《旧》186上/ 4848

李孝女（妙法）

安史之乱稍后

父已葬，号踊请开父墓以视，宗族不许。复持刀刺心，乃为开。

《新》205/5826

蒋镇

朱泚叛乱时

任工部侍郎，惧为叛军所得，“知不免，怀刃将自刺”。

《新》224下/6391

陈京

德宗时

任太常博士，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病狂易，自刺弗殊”。

《新》200/5716

田布

长庆元年（821）

任魏博节度使，时河朔再叛，布抚御无功，“乃入启父灵，抽刀自刺”。

《旧》141/3853

贺拔志

长庆末

任振武水运营田使，“言营田数过实，诏令（白）行简按覆之，不实，志惧，自刺死。”

《旧》166/4358

鲁景仁

昭宗时

为黄巢旧将，兵败，“自刺死”。

《新》186/5422

成及

乾宁三年（896）

杨行密陷苏州，行密欲辟刺史成及为行军司马，及“固辞，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

《新》188/5457；时间据1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