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旧》指《旧唐书》，《新》指《新唐书》。数字前为卷数，后为标点本页码。
如表中所反映的那样，在唐代几乎各个时期都有自刺或企图自刺的事件发生，而以武则天时稍为集中。就阶层而言，上自太宗皇帝，中有武将与儒家士大夫，下至普通民女；就民族而论，则汉、胡兼具，而汉人似乎更多。显然，刺心剖腹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西汉之后几成绝响的自杀方式为何在隋唐时代又开始多了起来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在丝绸之路上往来贸易的中亚胡人、特别是粟特人带来的祆教法术有关。事实上，江上波夫教授早就将东汉末神医华佗利用麻沸散进行刳腹开膛的外科手术一事，与张骞通西域之后来华的黎轩、大秦等国的幻人联系起来，指出华佗的医术应该是从流寓中国的伊兰系“幻人”处习得[23]。受其启发，我们在此拟对唐代刺心剖腹之俗与祆教法术的关系做一番探讨。
在上表所列唐代的十数起自刺事件中，记载最为详细者当属载初元年安金藏自刺一事。我们先来看《旧唐书》的记载
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初为太常工人。载初年，则天称制，睿宗号为皇嗣。少府监裴匪躬、内侍范云仙并以私谒皇嗣腰斩。自此公卿已下，并不得见之，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穷鞫其状，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藏确然无辞，大呼谓俊臣曰：“公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气绝而仆。则天闻之，令舆入宫中，遣医人却纳五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经宿，金藏始苏。则天亲临视之，叹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免难。[24]
对于安金藏自刺后进行的抢救处置，冈野诚先生做了专门的研究，他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医书，即成书于公元984年、由丹波康赖所撰的《医心方》中找到了专治肠出、肠断的中国古医方，它们与医人治疗安金藏之法如出一辙[25]。冈野先生的研究自然很有意义，不过，在此我们更为关注安金藏的粟特人背景。据作于景龙三年（709）十月的《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菩）墓志》载，其父安菩“其先安国大首领。……粤以麟德元年（664）十一月七日，卒于长安金城坊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夫人何氏，其先何大将军之长女，封金山郡大（太）夫人。以长安四年（704）正月廿日寝疾，卒于惠和坊之私第，春秋八十有三。”[26] 显然，安金藏来自一个非常典型的粟特人家庭。荣新江先生指出：“安菩曾祖和祖父都是突厥化的名字，表明他们很早就由安国进入突厥部落，但他们仍世代为部落首领。贞观四年，安菩或其父‘领衙帐部落’，随同突厥降众而进入长安。”[27]至于安菩在长安所居的金城坊，正是粟特人聚居之所。而西市正北的礼泉坊，因立有祆祠，更是粟特人聚居和信仰的中心，就在礼泉坊，也有安金藏的住所，故《唐两京城坊考》礼泉坊条下载：“烈士台（原注：世传安金藏之居）”。[28]
至于祆祠的下神活动，我们先来看看敦煌S.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的生动记载：
火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朝至京，即下祆神，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29]
可见贞观之初，伊州的祆主翟槃陀即已在长安进行了一次耸动朝野的下神幻术表演。按自十六国以来，长安一直是粟特胡人聚居之地，到唐灭高昌之后，东西方交流的障碍被扫除，来到长安定居和贸易的粟特人就更多了，他们信仰的祆教也随之进入两京地区。《册府元龟》载，高宗显庆元年（656）正月，帝“御安福门楼观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帝不许之。乃下诏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番，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30] 显然，胡人曾努力使自刺的幻术融入长安的节日庆祝活动中，但由于它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教化相去过远，以致被高宗下令禁止。不过，这一禁令看来并未实施很久，因为长安作为都城，本为粟特各国使臣与质子住地，特别是在显庆三年（658）唐朝灭西突厥汗国后，在粟特地区设立羁縻州府，成为粟特各国的宗主国，双方的往来更加频繁了[31]，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坚持显庆元年的禁令显然有些不合适宜。
《朝野佥载》卷3的记载或者可为旁证：“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呪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32] 按《朝野佥载》所记多武则天时事，然则当时洛阳祆祠下神的活动已成为每岁常行之事。推测长安祆祠的情况当亦如此。据学者研究，长安的祆祠有五所，分别位于布政、礼泉、普宁、崇化、靖恭坊[33]。安金藏父亲安菩住金城坊，他本人住礼泉坊，无论如何，都处在长安祆教文化的核心区，对于祆祠的下神幻术，他在自幼耳濡目染之下，应当不会陌生。试比较他自刺的情形与祆主下神之幻术，实在是如出一辙。我们推测，即使武则天没有令医者给他疗伤，恐亦无性命之虞，因为刺心剖腹本就是粟特人的拿手好戏。
祆教下神的法事活动，到宋代又被称为“七圣刀”或“七圣法”，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东京每年清明节的游乐活动中，诸军向皇帝上演的百戏中，就有此节目：“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34]马明达先生曾对两宋时的“七圣刀”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杂技史著作将它看作具有杂技性质的‘幻术’之一，武术史著作则将它拉到古代武术表演活动上来。实际上，七圣刀既非杂技，也非武术，它乃是古代祆教的一种法事或法术，故南宋时又被称之为七圣法。”[35] 我们认为马先生将七圣刀视为祆教法术是正确的，但将它与幻术截然两分却不必要，因为祆教下神的法事活动正含有大量的幻术表演的成分，也正因如此，显庆元年的禁令才将胡人持刀自刺的表演称为“幻戏”，《朝野佥载》也明确称之为“西域之幻法”。尽管宋代“七圣法”的表演者已从唐时祆祠下神活动的一名祆主发展为七人（当然七人中仍须有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担任上首）[36]，但在表演中，以真刀“作破面剖心之势”却是共通的行为。
我们再回头来看敦煌158窟涅槃图像中的刺心剖腹场面出现的背景。如前所述，在克孜尔224窟（即摩耶洞）后甬道前壁的荼毗图中，即有一幅刺心的图像（图2，上层最右侧之持刀者），表明当地的佛教艺术已有中亚胡人习俗的因素渗入，则158窟涅槃图的粉本或即传自西域，至少在表现题材上有类似之处。而吐蕃占领敦煌时出现刺心剖腹图像，则似乎与当地粟特居民改信佛教的背景有所关联。
如所周知，坐落在丝路要道上的敦煌历来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粟特民族向东迁移的重要据点。池田温先生曾对敦煌地区的粟特人聚落作过深入研究[37]，他根据敦煌文书《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所记从化乡居民姓氏多为粟特式胡名，判断它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础上建立的，该地又称安城，中有祆祠，是粟特民族精神信仰的中心。他又指出，这种聚落在吐蕃占领河西时已经消失，其百姓多逃往粟特及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