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闻知余英时先生正在撰写有关朱熹的历史世界的著作，而且已经完成十余万字，颇有惊喜之感。然而数年之间，未见出版，中心期盼甚切。今年夏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此书终于出版，题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全书上下两册，共计长达一千余页，可谓鸿篇巨制。余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家，而我个人曾就朱熹思想和宋代道学的研究下过一些功夫，故余先生此书对我的吸引，是可以想见的。我收到此书后，细读一遍，获益不少。此书在朱子研究方面已属第一流的造诣，在宋史研究领域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其所关联的儒学研究、道学史研究、士大夫文化研究诸方面，皆别开生面，创获实多。因此本书的内容及其主要论点，亟须介绍给学界，以促进相关的研究和引起进一步的讨论。由于本书尚未在大陆出版，所以我的这篇介绍和述评略为详细；又由于余先生书中对各部分内容往往都有清楚的说明，故我的叙述中难免有“寻章摘句”的地方，这是先要说明的。
一、朱子的“历史世界”
读过余著之后，很自然地联想起钱穆先生的巨作《朱子新学案》。钱先生新亚退休之后，已年近七十，积四年之力，作成《朱子新学案》。余先生早年学于钱氏门下，在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也是以近七十之年，经三、四年的功夫，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两部书的写作各有其不同的因缘，本无交涉；而其同为退休后的力作，又皆以朱子为中心，此种相似令人称奇。不过，虽然钱、余皆为史学大家，《朱子新学案》和《朱熹的历史世界》也都以朱子为中心，但是二书的主题是全然不同的。简单说来，钱著的注意力仍在朱子的学术、思想的世界，余著的关注则在朱子的政治、历史的世界，这一区别是耐人寻味的。
这一分别正是余著与传统朱子研究的不同致力处，对历史世界的关注正是余著对于当代朱熹研究的新拓展。朱熹的研究一向以哲学、思想的取径为主流，这当然是因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庞大，朱熹亦以思想家著称于当时后世。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的研究，学者一贯重视其“思想世界”。余先生此书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自然亦以朱熹为其中心视点，但此书则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朱熹所生活、所参与的“历史世界”，这不仅在“知人论世”（特别是“论世”）的方面深化了我们对朱熹的理解，更在有关于朱熹的历史研究方面开了新的境界。无疑，相对于长期以来的对朱熹的“哲学研究”而言，本书对于朱熹的“史学研究”，使得朱熹研究的格局变得更为合理。
此书所谓的“历史世界”含义甚广，就朱熹个人而言，此一历史世界并非只是外在于朱熹个人的时代背景，而且是他所参与其中的生活世界；这一“历史世界”又不是指朱熹的全部个人生活史，而主要是指朱子生活所在的政治世界，即他的政治交往、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同时，又指与朱熹相关联的国家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在时间上则特别关注于十二世纪最后20年。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以前朱熹的研究者所忽视的。还应当指出，此一历史世界并不是与思想无关的行动集合，所以历史世界的研究并非与思想全然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作者在提供朱熹历史世界的广阔背景的同时，亦欲通过对历史世界的叙述，突显出朱熹的政治关切、政治主张、政治理想，一句话，突显朱熹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而呈现当时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文化。
这样一种研究自然不可避免地涉入于政治史的领域，但由于本书以理学宗师朱熹为中心，故与一般宋代政治史研究不同，即作者所关注者并非政治史的全部，而是与理学知识分子密切关联的政治史的世界。理学有其学术文化的形态，所以作者自序开篇说：“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史即指宋代理学的发展和变化，政治史则著意于权力世界的结构和运作，互动即二者的纠结关联。庆元前期对于以朱熹为首的道学群的“党禁”是这种纠结的最集中的体现，而本书之所以始终留意于十二世纪最后20年，既是以庆元党禁的发生为终点向前追溯的结果，而且也是因为在此20年间的政治起伏实皆与道学有密切的关联。由于本书是以朱熹为中心，但不限于朱熹，故其论道学与政治的关系，广泛涉及南宋的理学群体与政治的交涉，这也是颇为与众不同的。文化史和政治史领域有别，一般学者难以两兼其功，惟有思想研究的背景而又深具史学多方面造诣和深厚功力的学人如余先生者，才能加以贯通，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此书的原因。
就与朱熹相关联的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而言，这一政治的历史世界在本书是从北宋为其开始，以呈现其时间性的。从结构上说，本书可视为三部分，上篇的绪说、上篇1-7章、下篇8-12章。上篇的绪说长达十余万言，主题是早期道学史的政治文化研究，上篇各章通论北宋至南宋前期的政治文化，下篇各章是孝宗光宗时期理学与权力世界复杂互动的专题研究。为什么在论朱熹的历史世界的著作中要大量深入北宋的历史与文化？作者对此有清楚说明，即朱熹所经历的世界并不是从他出生的一刻才开始的，这一历史世界的起源与形成必须上溯至北宋。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作者正是刻意从北宋的历史发展和政治文化演进来呈现朱熹生活其中的世界及其对朱熹的影响；反过来，也可以说作者正是欲以朱熹中心视点，力图呈现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整体面貌。这两方面可以说互为映照。的确，历史世界在狭义上本指朱熹所经历的政治和学术的历史环境，但无论就学术史还是政治史而言，朱熹生活其中而受之影响的历史世界都非凭空而起，都是延承着北宋的学术和政治遗产。因此，北宋的学术史（主要是道学史）和政治史（以熙宁变法为中心）亦构成了朱熹历史世界的一部分，而北宋道学与政治文化的研究自然成为本书的重要部分。
二、“秩序重建”的主轴：宋代的儒学与道学
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道学或理学理解为专讲心性理气的内圣之学，在这种理解中，讲求“推明治道”的外王之学虽与理学并非全不相干，但在理学中处于边缘的地位。作者并不否认理学以内圣之学显其特色，但认为理学内圣的目的仍在人间合理秩序的建立，而这一以“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乃是整个宋代儒学的目标。因此要了解理学和外王的关系，就要把理学重新“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把理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只研究其特色。这一点，在方法上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认为，北宋儒学的发展以古文运动为第一阶段，成熟于庆历时期。这一时期以“回向三代”的外王理想为主导观念，并成为士大夫的共识。熙宁变法为第二阶段，以王安石新学为主流，此时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的理想号召下提出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规模革新的要求，促成了神宗熙宁变法。第三阶段为道学兴起，道学要求社会改革以道德性命之学为基础。这三个阶段并非截然相分，而是有所重合，则自不待言。
余先生对北宋儒学和早期道学史的研究，其立论的特色不在其有关阶段的划分，而在以政治文化的角度观察北宋儒学与早期道学的演进。他首先指出，在北宋儒学的发展中，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的发展令人瞩目。一、二两阶段的“以天下为己任”“同治天下”的理想塑造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影响深远。从庆历到熙宁，“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成为士的集体意识，并且深刻影响到南宋的理学士大夫。他认为，在北宋儒学的第一阶段，其学术形态为“经学”，这一时期的儒学注重对于六经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基本上是“治道取向”的，也就是外王取向的，即研治六经的智慧目的是要导向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故其重心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北宋儒学的第二阶段，由于第一阶段三代理想已“言”之而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