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中期政治史的这一“遗失的环节”。为此，作者对宋代文集、史乘、笔记等第一手资料遍加搜求，考证辨别、参伍分析，钩沉索隐，其用力之深，大大超出了一般研究朱熹和道学史的学者，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发人之所未发，也都有其史料的根据。
　　作者的上述观察和结论使得他对已有的关于庆元党禁的看法提出了否定。传统的看法认为庆元党禁是官僚集团迫害知识分子，或政治权威迫害本与政治无关的知识分子。本书则认为，实际上理学家在这一时期已经进入权力世界，并与政敌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因此，庆元党禁的本质是官僚集团利用皇权力量把理学集团排斥出权力世界。官僚集团的构成也是士大夫，但与理学集团具有不同的政治取向；而官僚集团之排斥理学士大夫的根本原因是权力而不是思想，反道学和禁伪学只是官僚集团的一个方便的借口。（下320）作者对此段南宋政治史的研究和结论必将刺激起这一领域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南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动力。而作者关于权力世界三者互动（皇权、官僚、理学）的这一分析模式，对重新理解历史的诸多复杂现象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对此段历史的挖掘、重建、解释，展开于下篇全册的复杂论证，我们在这里自难尽表，读者可按之原书细细验证。其中值得特别拈出的，是其对孝宗、光宗的心路历程和不寻常的行为，都借助了“心理史”的方法以解释之，以揭示其认同危机和心理冲突，用补传统考证的不足；此部分叙述亦颇引人入胜，尤可见其史学方法的不拘一格。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这部分论述中作者还提出一些有意义的论点,如指出朱熹政敌口中的“道学”与学术思想史上的“道学”是不同的概念。反道学派口中的“道学”是一个政治概念，意为“道学朋党”，指与官僚集团对立的、以朱熹为精神领袖的、外延甚广的政治势力。而学术史上的“道学”在当时主要指朱熹、张南轩一派的性理之学。又如指出朱熹门人的活动方式在乾道淳熙之交已在士大夫中引起反感，他们自负矜己的态度往往使得官僚集团无难以容忍，于是使得即使对朱熹、张栻很为尊重的儒家士大夫也对“道学”二字深抱怀疑的态度，这些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后来道学之禁的因缘。作者的这些论断都言之有据，也是以前学者所多未注意的。作者对官僚集团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理想型分析，既系统深入，又精彩细致。尤当指出，作者对史料广征博引，考证精当，具见功力，这是其一贯风格，可不待言；而其运用之细，往往颇具慧眼，如淳熙末宰相周必大的日记《思陵录》，作者详加利用，以说明当时政治中枢的复杂情势，读之令人信服。又如《朱子年谱》虽清人王白田用力最深，但本书作者为还原当时政治情势，往往参比《旧谱》为说，亦一特色。

　　朱子的研究，历史学者往往视为禁途。20世纪宋史研究的大家，对朱熹与南宋道学往往避而不谈。已故著名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对于孝、光、宁三朝史料、诗文十分精熟，曾有学者问他，在研究了陈亮、辛弃疾等人之后，是否有计划研究朱熹，他不无自嘲地说“朱熹学问大，研究不了”。邓先生对朱熹的看法固然颇受了陈亮的英雄主义影响，但历史学者对朱熹研究多有意回避，由此亦可见一斑。事实上，对于历史学者，面对朱熹如何找到适宜的研究方向，始终是一个挑战。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宋史的研究，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兴盛，对政治史的兴趣明显减低；晚近对孝宗、光宗两朝的政治史研究尤少，且多以宋金和战为中心，迄无突破。今余英时先生以朱熹为中心，遍考第一手史料为其基础，又以大家手眼，高屋建瓴，作为此书，将学术史政治史贯通研究，并且提出宋代政治文化解释的新典范，在宋史与宋学研究领域可谓别开生面，贡献良多。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我在读此书的时候，往往联想起余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书，在我个人看来，就本书的用力与成就来说，绝不在前述余先生几种名著之下，甚至是有过之的。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朱熹研究的新的推进与深化，也必然对今后南宋政治史特别是孝、光两朝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起一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