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关于“皇极”的例子。朱子有《皇极辩》，陆象山有《皇极讲义》，但以前人们多不注意这些皇极之论的政治背景，如哲学史家一般将此讨论置于朱陆之争中来加分析。余先生则揭示出，“皇极”代表淳熙中和绍熙初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政治路线，有其鲜明的政治意义，朱熹的皇极说是他对当时政治路线的直接批判。揭示这一点，对于重新理解理学的皇极之辩大有裨益。另照余先生的解释，在朱熹看来，如果“皇极”依传统的训诂解释为“大中”，则承认君主对臣下的进退有自由操纵之权；只有把它解释为王者之身为下民的标准，皇极才能一变而成为对人君修身以立政的要求。
本书对理学上述文献的解读和发明，对于重新理解宋代理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难得的是，作者虽然在政治解读方面多所发明，但并非以此为唯一正确的取径，正如作者在绪说中所说：“我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政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政治问题”。
四、“转向内在”说的挑战
在宋代政治史研究中，相权、党争都是的老话题，而余先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梳理相权、党争的同时，发现了宋代政治史中“国是”的特别意义。据本书的研究，“国是”一词本出自《新序》，但在神宗以后，已经成为宋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君权和相权的具体施行都须有“国是”提供其合法性，而一朝的国是既定，便不能任意改变。余先生称此为“国是的法度化”。法度化的“国是”即现代政治生活所谓政治路线，它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现象，始终和党争、党禁等重大政治事件互相纠缠。朱熹和他的父亲都曾受其祸，朱熹对“国是”的分析和论断最具代表性，故作者说：“如果我们说，不通过‘国是’便无法彻底认识朱熹的历史世界，那也不算太夸张”（上340）。作者的此一抉发，也是很有意义的。
余先生此书更对已有的宋代儒学“转向内在”说提出挑战。现代史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理学家不再对政治社会事物抱乐观的态度，而普遍认为外部世界是极难改造的，在内在的精神世界取得进步以前，外部世界无法获得更新的内在力量。于是理学把精神从政治社会的关切中分离出来，从热切渴望全面改革外部政治世界的立场转向了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不同的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转向发生于王安石变法之后，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南宋秦檜当政以后。无论如何，“转向内在“说已成为宋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有影响的典范。
余先生亦面对于此，他说：“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理学家因专情于内圣之学的建立，对实际政治似乎抱着一种可即可离的意态。就宋代儒学史而言，南宋理学的兴盛也好像标志着一种内向的发展趋势。熙宁变法的挫折也许为这一内向转变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我自己过去也相信这至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历史解释，但是在研究了南宋理学家的政治活动之后，我却不禁发生一个重大的疑问：如果上述的看法可信，我们又怎样理解大批理学家在孝光宁三朝权力世界异常活跃这一现象？”（下26）
在朱熹的著述中有大量的政治性文献，如朱熹的文集中有一部分书信题为“论时事出处”，所谓时事是指政情变化，出处是指士大夫因应政治形势的仕进守退之节，这些文献以往朱子研究者很少利用。事实上，在朱子的论学书信中也常常论及时事出处，但这些内容往往也被学者所忽略。此外朱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封事、奏札等，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不仅朱子的文集如此，其他理学家的文集亦如此。余先生则充分利用了这些文献，加以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朱熹对政治十分关注，他在淳熙末至庆元初，政治参与也很活跃。不仅朱熹是如此，朱熹同时的理学士大夫皆是如此，如作者详细叙述了陆象山对“轮对”的重视和其“义难阿世非忘世”的心态，并指出朱张吕陆无不如此，理学士大夫对面见皇帝奏对的重视体现了他们对改良政治的关切。在本书的叙述中理学士大夫对当时的政治的高度关注被突显出来，与从前人们所理解的理学家的面貌很不相同。由此作者认为，从突出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以秩序重建的外王为目的而言，朱熹与南宋理学群体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王安石为楷模，而不是完全转向无关外王的内圣世界。
因此，根据余先生的分析，得君行道仍是南宋理学士大夫的崇高理想，政治关怀仍对理学士大夫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他们不仅把自己作为文化主体，也把自己作为政治主体，发挥其政治的主动性。即对朱熹而言，内圣与外王的结构关系是“论本末，修身为本；论轻重，天下国家为重”；而朱陆的异同，异在内圣，同在外王。也就是说，不管道学有何特色，不管道学内部有何分歧，道学不论是整体还是个人，都作为儒学的一分子而分享着宋代儒学的政治文化和理念。
据余先生观察，事实上，在朱熹逝世前二三十年间，理学家作为一个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的政治取向是不满现状，要求改变“国是”，以打破因循苟且的局面，他们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倾向，而且显然没有自限为文化的主体。本书给我们提供的孝、光两朝理学士大夫积极参与政治革新的图像无疑对南宋儒学“转向内在”说构成了根本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仅别开生面，提供了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交叉研究，而且本书所提出的王安石时代与后王安石时代的政治文化的连续性，也为理解宋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典范。
五、重建“遗失的环节”
现在让我们转到南宋政治史。在这一主题上，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关注理学士大夫、官僚集团、皇权力量三者的互动，欲观察在此中互动之中士大夫的政治主动性。
根据本书所述，理学士大夫的政治主动性往往对应于“得君行道”的向往和判断，换言之，这种政治主动性是基于士大夫与皇帝之间形成感召的关系而得以发扬。本书作者在仔细研究了十二世纪最后20年的历史后发现，理学士大夫在这一时期政治上的活跃是和孝宗末年的新政部署有直接关系。其大致结论是：淳熙十四年高宗死后，孝宗的恢复冲动重被燃起，于是部署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行动；为了改变淳熙以来因循苟且的安静局面，他任命新相，并引入包括朱熹在内的大批理学士大夫进入中枢以为羽翼，图谋为恢复大计作内政的准备；然而这一与理学派士大夫的结盟，将更改淳熙以来的政治路线（国是），更势必引起权力的重组，故激起了淳熙后期一直主政的官僚集团的恐惧和反抗，从而酿成了持续十几年的政海波澜，最终导致了庆元党禁作为结局，宋代儒家的政治文化也因此耗尽了它的全部活力。
在本书所叙述的这段历史中，不仅可看到理学家期待“得君行道”的积极政治活动，可看到他们强烈的政治党性和勇往直前的政治拼争，更可清楚看到皇权、官僚、理学的复杂互动，从而突显和展现出朱熹的历史世界的生动图景。作者认为，由于改革方案未及实行而政局发生戏剧性改变，即光宗即位不久精神失常，又不久孝宗亦死而光宗内禅宁宗，孝宗的部署和理学士大夫的活动皆未在官方文书留下记载，从而使得这一段历史成为“遗失的环节”，而作者的用力正是要以艰苦的史学工作努力发现和重建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