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10〕
    于是，人们终于在文学史的知识汇集——诸如作家的籍贯与生卒年，作品的篇名与版本，某些文学社团的成员人数，某些文学派别的渊源——背后发现一个文学话语的控制系统。这个系统不仅提供种种文学生产的范本，更高的意义上，这个系统负责向人们宣谕文学是什么。通常，一个社会拥有两种文学的来源:当代作家的写作与文学史存留的经典之作。目前为止，文学社会学还没有出示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显明，当代作家的写作与经典之作分别在通常的文学阅读之中占据何种比例。然而，这样的猜测可能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尽管多数人更乐于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承认，经典之作更具权威性。文学史无疑是经典之作的鉴定，许多人无条件地信任文学史公布的经典书目。诚然，文学史的写作包含了种种作品的挑选、争议、权衡，然而，这个复杂的辨识过程消失在人们的视域之外。没有多少人愿意继续翻阅庞杂的原始资料，重新甄别和披沙拣金；人们相信，历史话语的信誉已经承担了一切——那张熠熠生辉的书目同时是一份无可挑剔的鉴定书。如果人们只能凭借这张书目想象文学，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那么，文学史的介绍——无论洞见还是短视——构成了人们进入文学的唯一闸门。
    文学史如何行使现实的权力?文学史如何将某些文学知识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恒定的范式不断承传?这时，人们有理由考察经典的形成及其效果。通常，种种价值尺度是抽象的，空洞的，教条的；经典的出现终于使这些尺度的论述拥有某种网结点和可感可触的榜样。
    如同政治史时常存在一个帝王体系一样，文学史通常存在一个经典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史的叙述即是将一系列的经典连缀为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包括一批作品篇目，包括这些作品的成就判断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历史上曾经问世的作品不计其数，人们只能望洋兴叹；这时，经典体系可能被想象为一张历史性的导航图，重重迭迭的出版物化约为寥寥几部。然而，如果考虑到经典体系通常被称之为社会文化的宝藏，如果考虑到经典的形成包含了主流文化的审核与确认，那么，人们就不会仅仅将删繁就简视为经典体系的首要功能。事实上，经典体系的代表性来自作品背后某种不断承传的价值规范。
    “经”的本义为织物的纵线。从编织的经纬引申至经天纬地的宏大涵义，这即是人们赋予经典的地位。经典的崇拜试图表明，这些著作之中寓有某种不可移易的终极真理。所以，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样的意义上，经典的认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权力——经典的认定与某种公理的确立密不可分。许多时候，个人无法独享这样的权力；经典的最终确认是一个文学制度共同运作的结果。这即是说，经典不仅来自某些个人超凡的阅读趣味，同时，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均属制造经典的一系列环节。按照斯蒂文•托托西的观点，“文学制度”由一些参与经典选拔的机构组成，“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11〕相传孔子删诗，裁定《诗经》。可是，这样的编辑仅仅是初步的整理；事实上，《诗经》的经典地位同时源于孔子之外一系列儒家典籍的反复论证——从“诗言志”、“思无邪”、“温柔敦厚”的“诗教”到“发乎情，止乎礼义”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历代持续的阐释、研究与行政机构的权力保护才能使这部著作的经典地位赢得历史的承认。尽管多数“文学制度”的运作并没有进入正规的历史叙述，但是，文学史给出的结论之中已经积累了这种运作的份量。
    正如巨大的作用力将产生相等的反作用力一样，经典一旦得到了确认，权威随即而来。这样的权威同样返回“文学制度”，抵达文学系统的神经末梢。当然，经典的首要意义是教学与批评的参照。人们可以想象，一份经典必读书目将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学院里面的文学教学。对于多数学生说来，没有在文学史上露面的作品等于不存在。文学史删去了一切不合规范的作品，同时凭借教学形式确保经典的显赫地位。如果某一个别出心裁的批评家企图单枪匹马的与既定的经典书目对抗，结局通常是无疾而终。动摇经典与确认经典一样，个人无力扭转“文学制度”的多方合作。韦勒克曾经举出一个形象的例子:“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12〕事实上，只有不可抗拒的历史风暴才有可能重组经典序列。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说来，只有1919,1949和1978这些不同寻常的年份发生的历史事件才会对经典名单产生真正的冲击。
    从历史话语的信誉到经典的形成，人们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很大程度地嵌入权力结构。人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想象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将遭受多大的抵制。尽管文学史的修订和改写不可避免，但是，这样的口号出现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抵触的情绪仍然超出了预料。“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来自1988年至1989年《上海文论》的一个专栏，考察范围限制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王晓明与陈思和曾经透露，“重写”并没有什么特殊涵义:“我们自己每天都有变化，对人生也好，对文学也好，我们的认识也都会发展，只要你的思维尚未终止，你对世界，包括对过去的文学，就总会有新的理解，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13〕嗯，尽管如此，这个专栏的震动远远超出了预料的圈子。的确，“重写文学史”不仅是改变几部作品的声誉。事实上，这将触动“文学制度”的既定结构。这时，无论修史者资格的论证、重读史料依据的价值观念还是经典名单的增删、文学史课程的调整，知识领域的一系列震荡都将在隐密的中介转换之下，曲折地进入社会。
    不难发现，“重写文学史” 承认这样一个前提:不存在一个永恒的模范文学史。某些人企图一举写出文学史的终极“定本”，这种幼稚的愿望本身就是无视历史的表现。如前所述，历史叙述与文学制度的共同修缮保证了经典作品的强大声望；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压抑了另一些零散的、无法纳入既有叙述框架的边缘性作品。历史叙述的建构始终是与删除功能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总是将被删除的那些部分想象为历史的杂质，甚至想象为扰人的嘈音。选择是必然的。的确，人们有没有理由幻想解除所有的框架，但是，人们至少可能追问:“今天的知识背景是否仍然支持这样的压抑?如果既定框架的压制功能已经超出了启示的功能，如果昔日认定的经典已经成为化石，甚至成为反面的例子，人们有没有勇气解除封条之上神圣的咒语?的确，“重写文学史”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企图写出另一个文化空间的历史发现。


    然而，尽管如此，“重写文学史”仍然存有某种令人不安的阴影——这个口号指向了历史学科之中一个致命的穴位:是否存在历史的真相?套用一句人们所熟悉的俏皮表述，历史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姑娘吗?如果历史不是真相的保存，那么，历史话语是否还有理由保持它在现实之中的传统权威?
    也许，人们必须首先肯定历史景象的真实存在。如果将物理的基本概念——时间与空间——暂且视为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客观因素，那么，人们无法在逻辑上否认，种种历史景象独一无二，不可更改。任何历史景象的时间与空间坐标都不可重复，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趟进同一条河。但是，历史景象的唯一性并不能保证历史话语的唯一性。一方面，人们对于历史景象的观察不得不囿于观察者的眼光，仪器和已有的资料，观测手段与观测仪器的改变必将诉诸不同的历史话语；另一方面，历史话语对于历史景象的描述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