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镜子式的映现；文化观念与认识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历史事实的认定，导致同一历史景象的不同解释。对于文学史说来，后者似乎更为常见:史料再发现而带来的修订为数不多，“重写文学史”的呼吁无宁说来自史料的再认识。某些时候，史料的再发现即是源于史料的再认识。按照胡适之见，中国的白话文已经有两千年的渊源，并且在历代文学之中充任主角；尽管如此，这些材料始终缄默不语。没有人意识到白话文的革命意义，为之树碑立传。这样的缄默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20年代才由胡适打破——这些材料在胡适的注视之下复活，集结为《白话文学史》。阐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时候，王晓明具有类似的发现。在他看来，文学史研究范型的每一次改变——无论是王瑶开创的研究范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观还是“现代性”的反省——同时是一次史料意义上的革命。〔14〕许多史料从既定的秩序之中解放出来，彼此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另一些史料——诸如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萧红、沙汀以及李劫人、周作人、张爱玲作品之中某些奇异的部分——甚至将浮出阐释的黑暗，进入历史叙述的区域。
    可以将历史景象想象为某种固定的客体，但是，历史景象的接受主体变动不居。每一个人都在绘述自己的历史图景，历史话语不可能只有一个版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文本是一个凝固的结构，然而，一千个读者却读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对于接受美学说来，这是文本中心转向读者中心的必然后果。读者作为重要的一维引入文学研究，这必将对文学史的写作产生莫大的冲击。姚斯——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宣言性论文即是题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如今，许多人对于接受美学的基本论点已经耳熟能详:即使文本的版本形式已经确定，文本仍然不是自足的。文本内部还含有种种空白之处，等待读者的具体阅读给予填充。读者的阅读冲动注入文本的槽模，想象性地充实作品未定部位，最终实现文本的完整性。这个意义上，文本涵义的完成来自读者参与的创造，读者的主动程度决定了文本的阐述可能走得多远。如果将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模型投射于历时之轴，人们就遇到了接受美学设想的文学史。姚斯曾经指出这种文学史产生的革命:“现在必须把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放进作品和人的相互作用之中，把作品自身中含有的历史连续性放在生产与接受的相互关系中来看。换言之，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15〕文学史容纳了读者的接受史，那么，文学史的传统目标遭到了无形的打击。文学史不是孜孜以求一个想象之中完美无瑕的“定论”——无论这样的“定论”是叫作“科学评价”、“历史真相”还是别的什么；相反，文学史写成了一种效应史，一种注定要在时尚、趣味和不同时期的风格之中不断修改的文学史。
    然而，读者的权利得到了足够的申张之后，文学史的写作将会遇到一个古老的危机:相对主义。读者坦然地从地平线上走来，这是文化民主的体现。文化民主意味了尊重个人，“个性”开始在各种名义之下开始盛行。这时，解放的呼吁成为激动人心的号角。但是，这样的解放通常总是伴随了一个隐忧；相对主义是人们难以趟过的一片泥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一切尺度都将废弃了吗?人们喜欢说，大狗小狗都可以叫，那么，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是不是与某一个刚刚发表处女作的诗人等量齐观?如果读者愿意，《水浒传》真的与《荡寇志》不分轩轻，唐诗宋词真的可以与‘大跃进”民歌相提并论了吗?事实上，如果让“个性”的力比多冲跨一切公理而导致价值观念的彻底无政府主义，人们将丧失一切前提而寸步难行。这时，文学史很快就会变成标新立异的表演，经典这个概念将丧失所有的权威。你可以将屈原贬为渺小的奴才，我可以说李白的作品无非是一种夸张的自恋；你可以将金庸形容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位大师；我也可以认为鲁迅的成就远远不如张恨水。一部作品可能拥有不计其数的读者。如果每一个读者都坚持自己的标准，这一部作品如何定位?也许，这时的“定位”已经毫无意义。一切均由个人的趣味决定，人们甚至找不到否决他人的依据。当然，如果所有的标准都是特殊的，那么，特殊已经无足珍贵——特殊已经成了最为通俗的东西。
    假如将相对主义的混乱归咎于接受美学，那是不公平的。接受美学并没有为绝对的个人主义发放通行证。姚斯曾经小心翼翼地援引历史，防止个人主义的无序泛滥。在他看来，一个读者与另一个读者之间存在了严密的历史联系:“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个过程得以证实。在这一接受的历史过程中，对过去作品的再欣赏是同过去艺术与现在艺术之间、传统评价与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调节同时发生的。文学史家无法回避接受的历史过程，除非他对指导他理解与判断的前提条件不闻不问。”〔16〕姚斯的理论之中，“期待视野”的概念是遏制个人主义轻浮的一个历史秤陀。“期待视野”指的是读者阅读之际先在的经验结构，“期待视野”之中很大程度地包含了历史的惯性。历史往往按照共同的模式造就人们的灵魂。某一个时期的横截面上，人们的“期待视野”如此相近，以至于人们可以清晰地意识到个人背后的历史存在。这意味着，个人将从历史之中获得共识。如果将个人的“期待视野”重叠累计，人们可能发现某一个社会之中存在的“历史语境”。如同“期待视野”之中隐含的历史规范一样，“历史语境”之中同样存在了遏制相对主义的基本尺度。
    对于文学史的写作说来，“历史语境”是作品产生意义的文化空间。历史语境的结构不仅包含了当前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成规，而且还承传了部分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一部分传统业已从历时之轴转换到共时的现实平面上。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历史语境给出了解读文本的一系列必要依据；从字句训话到主题的阐发，历史语境配置了本文意义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历史语境还包含了历史评价的一系列指标体系。这样的指标体系不仅具有肯定的意义，同时还具有否定的意义。某种解读无法在既有的历史语境得到足够的支持，既有的史料、理论均不能证实特定的结论，这样的评价就将遭到否决。换言之，历史语境不仅拥有种种意义生产能力和历史定位的能力，同时，它还保留了特有的答辩制度和否决权。显然，这些文化成规、文化传统与一系列指标体系均是个人趣味制约。的确，人们没有理由将历史语境想象为束缚的牢笼，开启新的历史语境必然会提出另一套指标体系；这是历史的进步必须保持的宽容。然而，这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是历史的，而不是个人的——这并不否认特定历史语境之中的价值尺度与价值规范。
    文学史如何从相对主义之中突围而出?人们意识到，文学史同样是历史语境的产物。这意味了双重的结论:首先，文学史必须进入这个历史语境，这是历史话语与现有文化体系之间的协调。如果文学史与这个历史语境之中的哲学以及一系列社会科学脱节，那么，历史语境的压力将迫使人们“重写文学史”。其次，文学史写作必须企求这个历史语境之中最高的认识水准。这样的认识水准将尽可能消除个人视域的盲区，利用学科规范摒弃个人私欲导致的偏见，将个人的趣味提高到历史文化的水平线上。相对主义的意义上，人们没有理由否认这样的结论:《阿Q正传》不如《艳阳天》，《东方快车谋杀案》比《百年孤独》更为有趣——只有在历史文化的水平线上，这样的结论才会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