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王门宗旨》第22条。
2、《圣学宗传》第2条。
3、《理学宗传》无。
4、《明儒学案》无。
5、《证心录》无。
6、《钱绪山遗文抄》无。
23、
问：“心体多往来起伏，何如？”先生曰：“只是未信良知。良知时止时行，此体常寂，有何往来起伏？”
注：1、《王门宗旨》第23条。
2、《圣学宗传》第13条。
3、《理学宗传》无。
4、《明儒学案》无。
5、《证心录》无。
6、《钱绪山遗文抄》第37条。
24、
（丁行）问：“每念觉处，常疑未是真体，才见得，又恐不能保守。”曰：“你见明目者视色，还自疑非真否？又怕此明不能保守否？”
注：1、《王门宗旨》第24条。
2、《圣学宗传》第14条。
3、《理学宗传》无。
4、《明儒学案》无。
5、《证心录》无。
6、《钱绪山遗文抄》第38条。文同《王门宗旨》。
7、括号内为《王门宗旨》有而《圣学宗传》无。
25、
问：“操则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这一操字，几千百年说不明矣。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军必要坐作进退如法，操国柄必要运转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个死寂，如何谓之操？”
注：1、《王门宗旨》第25条。
2、《圣学宗传》第15条。
3、《理学宗传》第6条。
4、《明儒学案》无。
5、《证心录》第5条。意思与此条相同，然文字繁复，或误将龙溪语作绪山语。
6、《钱绪山遗文抄》第39条。
7、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55收此条。
8、《王门宗旨》中原作“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操之之功，始有下落”，《圣学宗传》与《明名臣言行录》均作“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可证《王门宗旨》中“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句末之“操”字为衍字。
26、
问：“心常觉凝滞，未能神触神应，何如？”曰：“学者不为胜心习气障蔽，则为知见缠缚，如何得神？今日工夫只将胜心习气知见等项一齐除却，便得良知精明，神触神应。百姓与生人同，何待求能？”
注：1、《王门宗旨》第26条。
2、《圣学宗传》无。
3、《理学宗传》无。
4、《明儒学案》无。
5、《证心录》无。
6、《钱绪山遗文抄》第40条。
27、
问：“学问须要超脱。”曰：“汝之所谓超脱，只是心不挂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说超脱异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脱；耳不累声，便是耳之超脱；心不累事（《圣学宗传》作“私”），便是心之超脱，非是离却事物，（守个空寂）以为超脱也。”
注：1、《王门宗旨》第27条。
2、《圣学宗传》第16条。
3、《理学宗传》第7条。
4、《明儒学案》无。
5、《证心录》无。
6、《钱绪山遗文抄》第41条。文同《王门宗旨》。
7、括号内为《王门宗旨》有而《圣学宗传》、《理学宗传》无。
28、
问：“学问在人情物理上做，能于人情无拂，便是功夫否？”曰：“只求不拂良知，于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狥人忘己。”
注：1、《王门宗旨》第28条。
2、《圣学宗传》第17条。
3、《理学宗传》无。
4、《明儒学案》第10条仅录后半句，作“只求不拂良知，于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狥人忘己。”
5、《证心录》无。
6、《钱绪山遗文抄》第42条。
注释：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9〈江右王门学案四·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453。“钱王”即指绪山与龙溪，“何黄”是指何廷仁（字性之，号善山，1486-1551）、黄弘纲（字正之，号洛村，1492-1561）。
[2] 关于绪山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参见钟彩钧：〈钱绪山及其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八卷第三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年9月，页69-89。钱明在其所撰〈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一文中则强调了绪山整理阳明文献时未能尽“善”尽“全”，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1632-1648。
[3] 参见沈懋学：《郊居遗稿》卷八〈答徐鲁源〉。
[4] 参见刘宗周：〈钱绪山先生要语序〉，《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6），页697-699。按：王金如所编《钱绪山要语》或许即《余姚志》卷35〈经籍〉所载之《钱绪山要语》一编。
[5] 参见宇野哲人、安冈正笃监修，荒木见悟、冈田武彦、山下龙二、山井涌编：《阳明学大系》（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第五卷《阳明门下》（上），页423-430。
[6] 对于《明儒学案》不足以作为研究明代儒学最终的文献依据，钱穆先生亦曾指出：“余少年读黄梨洲《明儒学案》，爱其网罗详备，条理明晰，认为有明一代之学术史，无过此矣。中年以后，颇亦涉猎各家原集，乃时憾黄氏取舍之未当，并于每一家之学术渊源，及其独特精神所在，指点未臻确切。乃复时参以门户之见、意气之争。”“故其（梨洲）晚年所为学案，亦仅可为治明代儒学者之一必要参考书而止。”见〈读刘蕺山集〉，《钱宾四先生全集》（21），《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51，页365。
[7] 以往学者多以康熙十五年为成书时间，但由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序》中明谓“书成丙辰（十五年）之后”，故如今学者大都以康熙十五年为上限。至于具体时间，则仍有不同说法。如吴光认为书成在康熙十七至十八年间（吴光：〈黄宗羲遗着考〉，《黄宗羲全集》第八册，附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页1005）。陈祖武则认为完稿于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间（陈祖武：《中国学案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页129）。
[8]《王门宗旨》卷首序后署：“万历己酉冬吉同郡后学周汝登顿首撰。”按：《王门宗旨》十四卷为海门编辑、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号石篑）校订。完整的刻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卷一至卷七为〈王阳明先生语录钞〉，卷八为〈王心斋先生语录钞〉，卷九为〈徐曰仁先生语录钞〉，卷十为〈钱绪山先生语录钞〉，卷十一为〈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卷十二至十四为〈云门录〉及〈从吾道人语录〉。国内有万历余懋孳刻本，然缺十二至十四卷。
[9] 陶望龄《歇庵集》卷三〈圣学宗传序〉云：“今以功利之俗学，架训诂之肤词，而欲阐纬圣真，弥纶大道，不亦远乎？是以四蔽未祛，一尊奚定？此海门周子《圣学宗传》所由作也。……是编成于万历乙巳冬十月年，杀青寿梓，王子世韬晜弟实有其费，功亦伟云。”
[10] 夏峰〈理学宗传叙〉末署曰：“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容城后学孙奇逢谨撰”。张沐所作〈理学宗传序〉末亦署曰：“康熙五年岁次丙午仲夏二十一日辛丑后学蓍台张沐序”。
[11] 按：顺治十五年（1658）为戊戌年，前一个戊戌年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时焦竑尚未出生，故由《证心录》书前“序”可断定是书刊刻总当在顺治十五年之后。
[12]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卷首。
[13] 关于该问题的详细检讨，参见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清华学报》（台湾），新三十一卷第三期，页339-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