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性流变与审美现局——转型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散文详细内容(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表露出前现代、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文化杂糅气质,正像他们传达的“审父”意识,犹疑焦虑,如一个出走时不断回望宅门的逆子,对养育了他的传统有着骨血里难舍的依恋。如果说,曹明华、老愚、鲍尔吉·原野、冯秋子、止庵等人尝试以温和的现代主义为依托,以家园眺望、生存质疑建构话语,那么钟鸣、胡晓梦则以超前的美学姿态、越轨的话语体式,颇为先锋地演练了后现代风范。强烈的文体革新意识萦绕着当时的这群散文另类,如对史诗性的正本清源;悲喜剧复调组合的尝试和“非再现和非情境化的修辞想象”。(注:楼肇明等:《繁华遮蔽下的贫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196页。)又如从普泛视角转向有限视角的入思特征;由发散性思维外化而成的“片段体”;文体交叉的“混血儿”话语——或将散文的弹性结构与诗的审美遨游联姻,或与随笔结盟不失美感地大举议论。“新生代散文”在文本实验上收获了一批创新果实,鲍尔吉·原野的《骑兵流韵》、《我妈的娘家亲戚》、钟鸣的《动物随笔》、胡晓梦的《这种感觉你不会懂》等,均改写了散文读者的文本期待。尤其《骑兵流韵》这一杰作,将现代主义悲怆与后现代游戏气质的怀疑、将恢宏的史诗长卷与婉约的迷人细节、将悲喜剧等壕沟一抬脚就迈了过去。
纵观“新生代散文”群落,发现他们在倾心重构散文美学的同时,却也透支了本体构成中的审美要素。而知识储备的先天不足、思维层面自觉形而上高度的欠缺,也使不少“新生代”之作明显带有“校园散文”的胎记,且在整体水准上也显出参差驳杂。
2.文化转型尘嚣中的精神脊骨:“知青代”、“老生代”与“学者散文”
与9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世俗化狂澜构成鲜明的制衡力量,文化批判旗帜下也集合起张承志、张炜、韩少功、林贤治等抵御媚俗、重构理想的“知青代散文”群。“一切风格都是姿态,心智的姿态和灵魂的姿态。”(注:罗利:《论风格》,《英美近代散文选》,商务印书馆1986版,第70页。)于是我们读到了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等直面社会现实的崇高价值情怀和文化战士的阳刚气派。他们义正词严谴责着无良知的拜金主义、没心肝的犬儒主义,以启示录式的书写坚守人性尊严,张扬着值得以死相趋的理想追寻。然而,文化反应上的极度焦虑也使他们在审美传达上越位,使散文的本体结构失调。
“知青代”中有两种另类文本意味深长。一是阿城。阿城在他的知青战友们为真理保卫战而冲锋陷阵之时,却于文化现实的灯火阑珊处,沉静地体味着他的生命哲学。如写命途多舛的已故父亲(注:见《世界散文精典·东方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6页。)就达到了极性感悟,写父亲在焚化厅角落的一铁箕中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悬胆隆中的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镜滴落在额骨上,其笔力超凡得可惊可叹。阿城的散文似得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真传,在出入世界之间游刃有余。他的边缘姿态在当时颇显逍遥,但对散文的本体性实践而言,其文本却耐得住时光打磨;二是贾平凹。他从大浪淘沙的时代退居二线,一纸山石月色,几页风俗人情,时而见出商州文化的朴重,时而又是隐逸文人的悟道参禅。贾平凹审美旨趣里不免让人嗅到了些许霉气与朽味,与主流“知青代散文”构成了一定的反差。
“老生代散文”无疑以成熟的文化身份稳步登场,金克木的通古今融中西、杨绛《干校六记》式的举重若轻,都表明了他们是沸嚣时代一道祛躁的文化定力,是历史急转弯处普遍价值茫昧之中的清醒者。当然,强项亦为重负,某些“老生代散文”的人生况味醇厚老到,然形而上的穿透力似嫌不够,话语平易洗炼但少了现代美感,其缺憾在于另一种面貌的文化超载。
相形之下,“学者散文”致力于以真理窃火者的身份播洒人文思想,把散文的文化天性、思维品性托举到激动人心的境层,并将知识与感悟化为审美之境,其中楼肇明、刘小枫、朱学勤、陆建德等皆以他们“左手的缪司”写下了优秀篇章,如楼肇明的《第十三位使徒》,思、史、诗彼此化合,高品质诠释了散文本体性的完美和谐。学者散文中最具市场缘的当数“秋雨散文”——它是社会文本与散文文本的天作之合。如前所述,余秋雨的文化身份具有两栖性,他将精英思想成功地予以稀释,搅成健康的大众文化版,然后以稳重的台风登临消费文化舞台。虽然“秋雨散文”沿袭了中规中矩、感情激荡的风格表演,但在文本内涵上,已颇识时务地不再张扬乌托邦理想,而是将学术思想科普化,历史阐释务实化,致力于文化的通俗搬运,契合了文化转型期普通人的价值焦虑与资讯欲求,填补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坍塌之后的一段真空。
喻大翔先生在《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注:喻大翔:《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对“学者散文”有过系统透辟的研究,在此恕不赘述。
3.“微缩美学”的实践者:“后新生代散文”
1999年岁末的《上半截与下半截——“生活圆桌”文选》(以下简称《上》)(注: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上半截与下半截——“生活圆桌”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再次向文学界亮出一种越轨的散文诗学。然而在这个像广告语一样嗜好虚张声势的年代,加之该文本所贯彻的“微缩美学”,必然使这册不包装炒作的散文选集处境清冷,使其超越文本的界碑意义石沉大海。
笔者之所以将《上》的书写界定为“后新生代散文”,并不单因为它在时间维度上处于“新生代”之后,更由于它的文化表达、话语范型与“新生代散文”有切割不断的后续联系。尤令人欣慰的是,《上》的文化内涵表露出了与建设性后现代精神的某种不谋而合:如对创造性和多元思维方式的鼓励,对生存世界的关爱。“后新生代”书写从以往的宏大叙事中思断抽身,转向了利奥塔所说的“微小叙事”。如劳乐的《丐帮》、施武的《注定要输也得赌》,或拿诡秘的老乞丐来嘲弄我们这个古怪的文明社会,或故意用稚拙的儿童画笔法反讽人类教育,在秉承现代主义对世界的批评时,往往只撕开一个小口子,就能勾出一袭在乌托邦废墟上徘徊的灵魂。意识形态减负之后思维变得相当有弹性,且融入了多义性、测不准原理等后现代思维;倚重“微缩美学”——“回避铺叙的宽广领域,而追求过分的精细,彻底的简洁和袖珍的对象”,看似阴柔但不琐屑,用敏感和灵气照亮事物,用精粹对场面细节予以生动朗现。在其文本中,语境常常是被有意虚化了的,话语的悬空状态使不确定的文本更显出隐喻特点。“后新生代”们也不喜欢在文本中布道,不把斩钉截铁的判断硬塞给读者,不把价值戒尺在纸页上晃来晃去,而是平等地与芸芸众生交流着共同的生存困惑。如果说,“新生代”们曾迷恋着典雅的精英美学风范,那么“后新生代”们则说说笑笑开始了向建设性后现代书写的进军。与它的前辈一样,《上》自然也不乏参差驳杂。但在具有上佳表现的散文里,话语体式上的变革较“新生代散文”更为干练而老练,与时代语境更为默契,散文的本体性显现也少了许多偏颇。
此外还有大众文化的弄潮族——“小男小女散文”。这是一种较容易对焦的书写范型,其文本多用话语碎片临摹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各种姿态与心态,或无我或自恋,旨在堆砌一个意义琐屑的世界。写作主体在道德倾向上大都比较超然,爱好追逐那种脱离了价值引力的情调品味,爱在当下的文化景象上做光影嬉戏。刚刚面世的《新流言体八人行》,就标识着漫山遍野这类书写的相对完熟。凡类型都有上中下,“小男小女散文”亦有健康作品与垃圾文字之分。健康之作凭借松驰、时尚的言说方式可带来
纵观“新生代散文”群落,发现他们在倾心重构散文美学的同时,却也透支了本体构成中的审美要素。而知识储备的先天不足、思维层面自觉形而上高度的欠缺,也使不少“新生代”之作明显带有“校园散文”的胎记,且在整体水准上也显出参差驳杂。
2.文化转型尘嚣中的精神脊骨:“知青代”、“老生代”与“学者散文”
与9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世俗化狂澜构成鲜明的制衡力量,文化批判旗帜下也集合起张承志、张炜、韩少功、林贤治等抵御媚俗、重构理想的“知青代散文”群。“一切风格都是姿态,心智的姿态和灵魂的姿态。”(注:罗利:《论风格》,《英美近代散文选》,商务印书馆1986版,第70页。)于是我们读到了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等直面社会现实的崇高价值情怀和文化战士的阳刚气派。他们义正词严谴责着无良知的拜金主义、没心肝的犬儒主义,以启示录式的书写坚守人性尊严,张扬着值得以死相趋的理想追寻。然而,文化反应上的极度焦虑也使他们在审美传达上越位,使散文的本体结构失调。
“知青代”中有两种另类文本意味深长。一是阿城。阿城在他的知青战友们为真理保卫战而冲锋陷阵之时,却于文化现实的灯火阑珊处,沉静地体味着他的生命哲学。如写命途多舛的已故父亲(注:见《世界散文精典·东方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6页。)就达到了极性感悟,写父亲在焚化厅角落的一铁箕中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悬胆隆中的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镜滴落在额骨上,其笔力超凡得可惊可叹。阿城的散文似得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真传,在出入世界之间游刃有余。他的边缘姿态在当时颇显逍遥,但对散文的本体性实践而言,其文本却耐得住时光打磨;二是贾平凹。他从大浪淘沙的时代退居二线,一纸山石月色,几页风俗人情,时而见出商州文化的朴重,时而又是隐逸文人的悟道参禅。贾平凹审美旨趣里不免让人嗅到了些许霉气与朽味,与主流“知青代散文”构成了一定的反差。
“老生代散文”无疑以成熟的文化身份稳步登场,金克木的通古今融中西、杨绛《干校六记》式的举重若轻,都表明了他们是沸嚣时代一道祛躁的文化定力,是历史急转弯处普遍价值茫昧之中的清醒者。当然,强项亦为重负,某些“老生代散文”的人生况味醇厚老到,然形而上的穿透力似嫌不够,话语平易洗炼但少了现代美感,其缺憾在于另一种面貌的文化超载。
相形之下,“学者散文”致力于以真理窃火者的身份播洒人文思想,把散文的文化天性、思维品性托举到激动人心的境层,并将知识与感悟化为审美之境,其中楼肇明、刘小枫、朱学勤、陆建德等皆以他们“左手的缪司”写下了优秀篇章,如楼肇明的《第十三位使徒》,思、史、诗彼此化合,高品质诠释了散文本体性的完美和谐。学者散文中最具市场缘的当数“秋雨散文”——它是社会文本与散文文本的天作之合。如前所述,余秋雨的文化身份具有两栖性,他将精英思想成功地予以稀释,搅成健康的大众文化版,然后以稳重的台风登临消费文化舞台。虽然“秋雨散文”沿袭了中规中矩、感情激荡的风格表演,但在文本内涵上,已颇识时务地不再张扬乌托邦理想,而是将学术思想科普化,历史阐释务实化,致力于文化的通俗搬运,契合了文化转型期普通人的价值焦虑与资讯欲求,填补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坍塌之后的一段真空。
喻大翔先生在《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注:喻大翔:《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对“学者散文”有过系统透辟的研究,在此恕不赘述。
3.“微缩美学”的实践者:“后新生代散文”
1999年岁末的《上半截与下半截——“生活圆桌”文选》(以下简称《上》)(注: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上半截与下半截——“生活圆桌”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再次向文学界亮出一种越轨的散文诗学。然而在这个像广告语一样嗜好虚张声势的年代,加之该文本所贯彻的“微缩美学”,必然使这册不包装炒作的散文选集处境清冷,使其超越文本的界碑意义石沉大海。
笔者之所以将《上》的书写界定为“后新生代散文”,并不单因为它在时间维度上处于“新生代”之后,更由于它的文化表达、话语范型与“新生代散文”有切割不断的后续联系。尤令人欣慰的是,《上》的文化内涵表露出了与建设性后现代精神的某种不谋而合:如对创造性和多元思维方式的鼓励,对生存世界的关爱。“后新生代”书写从以往的宏大叙事中思断抽身,转向了利奥塔所说的“微小叙事”。如劳乐的《丐帮》、施武的《注定要输也得赌》,或拿诡秘的老乞丐来嘲弄我们这个古怪的文明社会,或故意用稚拙的儿童画笔法反讽人类教育,在秉承现代主义对世界的批评时,往往只撕开一个小口子,就能勾出一袭在乌托邦废墟上徘徊的灵魂。意识形态减负之后思维变得相当有弹性,且融入了多义性、测不准原理等后现代思维;倚重“微缩美学”——“回避铺叙的宽广领域,而追求过分的精细,彻底的简洁和袖珍的对象”,看似阴柔但不琐屑,用敏感和灵气照亮事物,用精粹对场面细节予以生动朗现。在其文本中,语境常常是被有意虚化了的,话语的悬空状态使不确定的文本更显出隐喻特点。“后新生代”们也不喜欢在文本中布道,不把斩钉截铁的判断硬塞给读者,不把价值戒尺在纸页上晃来晃去,而是平等地与芸芸众生交流着共同的生存困惑。如果说,“新生代”们曾迷恋着典雅的精英美学风范,那么“后新生代”们则说说笑笑开始了向建设性后现代书写的进军。与它的前辈一样,《上》自然也不乏参差驳杂。但在具有上佳表现的散文里,话语体式上的变革较“新生代散文”更为干练而老练,与时代语境更为默契,散文的本体性显现也少了许多偏颇。
此外还有大众文化的弄潮族——“小男小女散文”。这是一种较容易对焦的书写范型,其文本多用话语碎片临摹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各种姿态与心态,或无我或自恋,旨在堆砌一个意义琐屑的世界。写作主体在道德倾向上大都比较超然,爱好追逐那种脱离了价值引力的情调品味,爱在当下的文化景象上做光影嬉戏。刚刚面世的《新流言体八人行》,就标识着漫山遍野这类书写的相对完熟。凡类型都有上中下,“小男小女散文”亦有健康作品与垃圾文字之分。健康之作凭借松驰、时尚的言说方式可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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