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唐禮摭遺》一書中業已指出，納徵之“六禮”正式採用上述物品並不始于唐。察《通典》卷五八《公侯士大夫婚禮》稱後漢鄭衆有《百官六禮辭》，“大略因于周制“，並說明“其禮物，凡三十種”，內即有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五色絲等等，知某些禮物的採用東漢已然，這正符合書儀的說法。而據《晉書》卷二一《禮下》記晉太康八年（287）有司奏“婚禮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並奏古者“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則羊雁酒米等至少晉制已定。前揭《宋書》卷一四《禮一》記王彪之爲晉穆帝納後定六禮版文，其納徵版有“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語。晉孝武帝納王皇后，“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雁六禮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校（較）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此後宋制顯然多沿其舊。另外《隋書》卷九《禮儀四》記後齊聘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隻，酒黍稷稻米麫各一斛。自皇子王已下，至於九品，皆同。”唯未言及玄纁，而且也不言六禮有別，是南北婚禮皆略同于晉制而有增省。值得注意的是這裏從鄭衆始，六禮已與財物混同一處，並以財物作爲中心，當是唐人稱聘財爲“六禮”的來源。
唐代納徵之禮繼承魏晉南朝之制還可以“誕馬”來說明。《唐會要》卷八三《嫁娶》和《冊府元龜》卷五八九《掌禮部·奏議一七》兩處，記建中元年十一月敕令禮儀使顔真卿與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漢中王瑀、光祿卿李涵“約古今舊儀，及開元禮，詳定公主郡主縣主出降覿見之儀”，時顔真卿等商定禮制提出：“又婚禮皆用誕馬，在禮經無文。按《周禮》玉人有璋，諸侯以禮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郡主婿加以璧以代用馬。又其函書，出自近代，事無經據，請罷勿用。”帝“皆從之”。函書即前所論通婚函書。誕馬晉、宋以來多見於皇家鹵簿。據程大昌《演繁露》卷三稱“《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氈蓋覆馬脊，更不施鞍”，認爲誕馬就是不施鞍轡的袒馬，也稱但馬。這裏顔真卿所說誕馬自然是用作婚禮所送禮馬。和晉制王侯納徵用馬一致。據《大唐開元禮》卷一一六《嘉禮·公主降嫁》納徵條稱使者有“以玉帛乘馬請納徵”之語，還有“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玉帛於序端，受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出”的一套儀式。此禮也見於同書太子、親王納妃和官員婚禮，是《開元禮》對納徵用馬也有正式規定，而如果用“周裹一方”色帛裝飾的誕馬一定是爲了使婚禮顯得更加體面。
除了說明禮物內容及其含義外，書儀還特別指示要有秋木製作的納徵版兩塊，“長尺二，廣五寸，厚三分”，象徵千秋、十二月、五行、天地人。一塊版上書明“君有嘉命則（貺）[某]室也，厶婿父名敬依先曲，玄纁束帛羊雁旨酒”、“謹遣某官姓某乙再拜”及“納徵”三行字；其包裝“須青一尺二寸，裹其版子，背頭向字”。另一版卻要“半腸之內，鑿作卯頭，裹三道白線纏之，如（加）蠟封其線上，注作‘全’字，題云‘某官大門下合姓頓首叩頭’，或云白書。”如前所述有蠟封和“全”字封題是函封的最高規格，而版的尺寸和象徵含義也與前之通婚書函相應。據《通典》記鄭衆《百官六禮辭》道：“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皁囊，著篋中。又以皁衣篋表訖，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此外三十種禮物“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皁帔蓋於箱中，無大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東晉王堪也有《六禮辭》，“並爲讚頌”。其儀則是“於版上各方書禮文、婿父名、媒人[名]正版中，納采于版左方。裹以皁囊，白繩纏之，如（加？）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奉案承之。酒羊雁繒采錢米，別版書之，裹以白繒，同著案上。羊則牽之，豕雁以籠盛，繒以笥盛，采以匳盛，米以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臘以斤數”。此稱納采，實亦納徵。可見六禮辭也好，六禮儀也好，從送禮的角度就是納徵，而且從漢至晉，其儀有漸。史睿《敦煌吉凶書儀與東晉南朝禮俗》一文已指出，書儀無論是納徵兩版及分三行書寫的內容方式，抑或是禮物及其包裝等都與之幾近一致，而且稱“大門”（指已故祖父）是東晉南朝以來的稱謂，官族和門族並稱體現了士大夫婚宦並重的觀念[⑧]。敦煌P.2619杜友晉《新定書儀鏡》也有“下函六禮儀”殘目，此“下函六禮儀”不同於同卷婚書，可以知道其婚禮儀注大都是吸收採用東漢魏晉以降大族創立的制度。納徵書直到宋人仍有繼承。如前揭《送定書》或者《二程文集》中之《定親書》從內容看都是爲納徵所用[⑨]，宋人又改稱納徵爲納幣，故《華陽集》也有《丁宅納幣書》、《答錢宅請期書》，說明納幣（或納徵）、請期宋人也有用書的。
納徵或云納聘財是婚禮的進一步確定。前揭《唐律書儀》卷一三《戶婚律》“諸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條下，又規定“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亦是。”《疏議》解釋此條謂：“婚禮先以娉財爲信，故《禮》云：‘娉則爲妻。’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亦是。”也即即使沒有婚書，只要收聘財也不得反悔，而且聘財不以收多少爲限。所以白居易在“得乙女將嫁于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乙云未立婚書”一判中有“婚書未立，徒引以爲辭；聘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語[⑩]，說明聘財可以和婚書起到同等作用。《太平廣記》卷三四二《華州參軍》（出《乾●子》）記華州參軍柳氏“自備數百千財禮”偷娶崔氏，但崔氏先已許婚王氏，儘管柳氏與崔已成婚，訟於官後仍然“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王家”；是爲一例。
又按禮經規定，問女子名的問名和占卜婚姻的納吉者本應在納采以後進行，據司馬光《書儀》解釋問名乃是賓（使者）禮節性地問“女爲誰氏”，而女方家長答曰“某不敢辭，女氏第幾”；納吉則是“歸卜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計”。但既有通婚書，則女子之名、行第等應當早已打聽到了，而如果不卜得吉兆，婚約又怎能締結？於是司馬光又解釋說“前已卜矣，於此告女家已成六禮也”，說明兩者其實已徒有虛名。所以《家禮》卷三有曰：“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採納幣以從簡便。”而從前引漢魏制度的六禮儀，及敦煌S.1725書儀強調納徵的“六禮”和張敖書儀對於送婚書過程的細緻描述，足可證明納采與納徵（或納幣）早已是婚禮最實質性的內容，同時也說明婚禮簡化的傾向從東漢至唐代已很明顯。另外前揭東晉王堪既已將納徵版寫作納采，而司馬光《書儀》和宋代的禮書雖然都明確將兩者區分爲兩項內容，但從張敖書儀中大事渲染隨同婚書的禮物卻不另言納徵看，民間也可能早已將送婚書的“納采”和送財禮的“納徵”合在一道，所以納採納徵實際常常不分，甚至納徵有時也被混稱爲納采。而且《唐律疏議》既說聘財可以取代婚書，可見一些普通百姓本來就是沒有婚書的。聘財遂成爲婚姻唯一的證據和最重要的保障，所以才會出現前揭唐人完全將納徵中的六種禮物稱作“六禮”的情況。而這一點和民間重財禮的風尚也是頗相一致的。事實上所謂六禮只有象徵意義，真正的財禮並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