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金银变化母题与货币制度(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2
10]按，这里的"金银"是复合词，而清人那里却多单单标明一个"银子"，把"银子"意象明确化。
三、经济史上银变为中心货币的历史机遇
由上可见，金银变化的母题传闻，无论数量和种类均属清代最盛，繁复多彩又新意迭出，何以如此？除了前代文学传统的影响外，明代商品经济的积累，尤其清代的货币政策及其引发的对于银子的空前热衷，当为根本的原因。
据经济史家研究，银为本位货币的动态消长有个历史过程。《汉书·食货志》："又造银锡白金。……故白金三品：其一约重八两"；到了唐代，虽则唐诗有咏："郭外相连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11]，然而，"白银大体上是在唐代后期和五代时期进入流通领域而正式成为货币的，当然这时白银还只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取得了本位币的资格。"（注：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506页；第四卷第523页。货币史家亦论："白银在宋代比黄金重要。它不但具备黄金所具备的各种职能，而且在每一种职能方面，比黄金运用得更为广泛。在作为支付手段方面，帝王的赏赐，常常是金银并提，而用白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的税捐以及其他付款、对官吏的贿赂等也是这样。"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418页。）唐代有阿拉伯人来中国游历，他们所写的游记说中国只是用铜钱为货币，金银只作为贵重品（注：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vellers Who went to Those Parts in the 9th century,Translaid from the Arabic by the late leamed Eusebius Renaudot.Lundun,1733,p.20.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8页。），实际上银子并未完全取代钱币。宋代货币经济的最大成就，则是贵金属白银成为交流的主要货币。从此，中国的银本位制度才算完全确立，"所谓银本位制度，是说白银是各种货币（铜钱、铁钱、铅锡钱、楮币等）中的主要货币，一切货币的最终职能都是以白银来表现的。当其他种货币在流通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滞碍难行、流通不畅时，唯独白银是人人欢迎，亟求获得的一种货财，所以国家并没有以法律明文宣布白银为法币，但事实上则在起着法币的作用。"[12]
白银作为货币的职能是巨大的。除了大宗价值支付、赏赐，白银还有效地发挥了货币的贮藏职能。而白银货币的排他性也很突出，它使得别的交换物都退居次要地位。明代中叶后，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作为流通的货币不能不大受重视。那么，何以清代有关银子的相关传闻特别多？这有着某种必然的经济史动因。可以说，金银变化母题的空前昌盛，得益于清初朝廷将银变为中心货币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清代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其商品交易重金银，乃是由于清政府除了顺治八年(1651)至十八年一度发行纸币贯钞外，再未发行国家纸币。货币流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顾炎武《日知录》揭示了明末金贵银贱的发展趋势。《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认为："大抵自宋迄明，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夫因谷帛而权之以钱，夫因钱之艰于赍运，而权之以币。钞与银皆为权钱而起，然钞虚而银实，钞易昏烂，而银可久使；钞难零析，而银可分用；其得失固自判然。前代恐钞法之阻滞，并银与铜钱而禁之，至于用银者，以奸恶论，以钱交易者掠治其罪，亦为不揣其本末矣。"《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还指出，乾隆十年，"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支用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钱泳《履园丛话》卷一讲银钱比率："康熙初年，每白银一两，亦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至二十余换；近来则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至于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近岁洋钱盛行，则银钱俱贱矣。"当然，银为中心货币的副作用在所难免，王夫之《读通鉴论》即指出："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迄矣"；"走死天下者，惟银"。而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钱粮论》则认为，银作货币有两大弊病：以银交田赋，使民间之银"月消日耗"，"谷日贱而民日穷"；以银作交换，"银轻而易赉"，也就更能助长贪官污吏和盗贼的贪欲。但从这一角度看，又何尝不正刺激了人们对银子的渴求欲望，使银子在生命价值系统中的意义得到空前提升。对金钱的重视，不仅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渗透到人的观念层次和情感世界中来。
我国原本产银不足，《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九九称："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康熙初年，反对禁海的慕天颜即揭示了银荒将至的隐患："然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砾之银也，一则番舶之银也。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所流传者，只有现在之银两。"（注：参见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皇朝经世文编·户政·理财上》（卷二六）。转引自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1册，台湾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第964-966页。）乾隆末年到嘉靖朝，伴随中国本土产银渐渐减少，赵翼《粤滇杂记》也指出："银本出内地……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徼。然滇中为乐马厂，岁出银数万而已，他皆恃外番来。粤闽二省用银钱，悉海南诸番载来贸易者。"这一状况持续至道光朝，魏源《军储篇》："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是则中国自古开场，采铜多而采银少。今则云贵之铜矿多竭，而银矿正旺。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又据日本学者研究："……到十七、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期，中国自外国接受了巨额白银的供给。在此依据上述考察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流入总额进行概算，通过广东由欧洲诸国流入约三亿元，由美国流入一亿数千万元，再加上通过菲律宾以及通过南洋流入的，大概超过五亿元。"[12]因此，在下层民众那里，则更加以掘藏为一个主要的金银来源。于是，对于金银变化母题就不能不更加关注。
毫不夸张地说，上述金银变化母题简直成了古代社会金融状况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银子的功用及其巨大诱惑力，指出银之于其追求者、获得者往往有祸福两面性。且如何对待它，更是对个体人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检验。《红楼梦》即有许多重银的表现[13]。像王熙凤不惜伤天害理千方百计地敛银，就是显例。可见，文学母题在意识形态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不论经过多少加工置换，总大致体现了现实生活的价值与需要。
四、撙节尚俭、安土重迁与埋宝掘藏
金银变化母题的活跃，还与撙节尚俭等一系列的国民性格和藏埋财宝的民俗风习至为相关。首先，在"安土重迁"观念的支配下，古人不得已流落异乡时，为防意外变故，往往埋藏金银宝物。本来，在干宝《搜神记》卷九鸠飞入怀化为金钩的故事里，金子是飞来的，而后世却总是写埋在地下。《管子·五辅》言："节饮食，撙衣服，则财用足。"《礼记·曲礼上》的"撙节"一语，孙希旦释："有所抑而不敢肆谓之撙，有所制而不敢过谓之节。"其实节俭实为了积累，积累却每每非为扩大再生产，而是觉得埋起来最安全。于是撙节的落实方式之一便是埋宝。《淮南子·泰族训》载："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这与农耕民族早期的平均主义观念分不开。而宗法社会对于血缘、血亲后代的重视，又极为契合埋宝遗福后代的民俗心理。于是，富有便与对待金银钱
三、经济史上银变为中心货币的历史机遇
由上可见，金银变化的母题传闻，无论数量和种类均属清代最盛，繁复多彩又新意迭出，何以如此？除了前代文学传统的影响外，明代商品经济的积累，尤其清代的货币政策及其引发的对于银子的空前热衷，当为根本的原因。
据经济史家研究，银为本位货币的动态消长有个历史过程。《汉书·食货志》："又造银锡白金。……故白金三品：其一约重八两"；到了唐代，虽则唐诗有咏："郭外相连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11]，然而，"白银大体上是在唐代后期和五代时期进入流通领域而正式成为货币的，当然这时白银还只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取得了本位币的资格。"（注：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506页；第四卷第523页。货币史家亦论："白银在宋代比黄金重要。它不但具备黄金所具备的各种职能，而且在每一种职能方面，比黄金运用得更为广泛。在作为支付手段方面，帝王的赏赐，常常是金银并提，而用白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的税捐以及其他付款、对官吏的贿赂等也是这样。"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418页。）唐代有阿拉伯人来中国游历，他们所写的游记说中国只是用铜钱为货币，金银只作为贵重品（注：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and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vellers Who went to Those Parts in the 9th century,Translaid from the Arabic by the late leamed Eusebius Renaudot.Lundun,1733,p.20.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8页。），实际上银子并未完全取代钱币。宋代货币经济的最大成就，则是贵金属白银成为交流的主要货币。从此，中国的银本位制度才算完全确立，"所谓银本位制度，是说白银是各种货币（铜钱、铁钱、铅锡钱、楮币等）中的主要货币，一切货币的最终职能都是以白银来表现的。当其他种货币在流通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滞碍难行、流通不畅时，唯独白银是人人欢迎，亟求获得的一种货财，所以国家并没有以法律明文宣布白银为法币，但事实上则在起着法币的作用。"[12]
白银作为货币的职能是巨大的。除了大宗价值支付、赏赐，白银还有效地发挥了货币的贮藏职能。而白银货币的排他性也很突出，它使得别的交换物都退居次要地位。明代中叶后，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作为流通的货币不能不大受重视。那么，何以清代有关银子的相关传闻特别多？这有着某种必然的经济史动因。可以说，金银变化母题的空前昌盛，得益于清初朝廷将银变为中心货币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清代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其商品交易重金银，乃是由于清政府除了顺治八年(1651)至十八年一度发行纸币贯钞外，再未发行国家纸币。货币流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顾炎武《日知录》揭示了明末金贵银贱的发展趋势。《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认为："大抵自宋迄明，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夫因谷帛而权之以钱，夫因钱之艰于赍运，而权之以币。钞与银皆为权钱而起，然钞虚而银实，钞易昏烂，而银可久使；钞难零析，而银可分用；其得失固自判然。前代恐钞法之阻滞，并银与铜钱而禁之，至于用银者，以奸恶论，以钱交易者掠治其罪，亦为不揣其本末矣。"《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还指出，乾隆十年，"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支用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钱泳《履园丛话》卷一讲银钱比率："康熙初年，每白银一两，亦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至二十余换；近来则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至于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近岁洋钱盛行，则银钱俱贱矣。"当然，银为中心货币的副作用在所难免，王夫之《读通鉴论》即指出："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迄矣"；"走死天下者，惟银"。而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钱粮论》则认为，银作货币有两大弊病：以银交田赋，使民间之银"月消日耗"，"谷日贱而民日穷"；以银作交换，"银轻而易赉"，也就更能助长贪官污吏和盗贼的贪欲。但从这一角度看，又何尝不正刺激了人们对银子的渴求欲望，使银子在生命价值系统中的意义得到空前提升。对金钱的重视，不仅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渗透到人的观念层次和情感世界中来。
我国原本产银不足，《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九九称："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康熙初年，反对禁海的慕天颜即揭示了银荒将至的隐患："然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砾之银也，一则番舶之银也。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所流传者，只有现在之银两。"（注：参见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皇朝经世文编·户政·理财上》（卷二六）。转引自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1册，台湾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本，第964-966页。）乾隆末年到嘉靖朝，伴随中国本土产银渐渐减少，赵翼《粤滇杂记》也指出："银本出内地……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徼。然滇中为乐马厂，岁出银数万而已，他皆恃外番来。粤闽二省用银钱，悉海南诸番载来贸易者。"这一状况持续至道光朝，魏源《军储篇》："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是则中国自古开场，采铜多而采银少。今则云贵之铜矿多竭，而银矿正旺。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又据日本学者研究："……到十七、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期，中国自外国接受了巨额白银的供给。在此依据上述考察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流入总额进行概算，通过广东由欧洲诸国流入约三亿元，由美国流入一亿数千万元，再加上通过菲律宾以及通过南洋流入的，大概超过五亿元。"[12]因此，在下层民众那里，则更加以掘藏为一个主要的金银来源。于是，对于金银变化母题就不能不更加关注。
毫不夸张地说，上述金银变化母题简直成了古代社会金融状况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银子的功用及其巨大诱惑力，指出银之于其追求者、获得者往往有祸福两面性。且如何对待它，更是对个体人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检验。《红楼梦》即有许多重银的表现[13]。像王熙凤不惜伤天害理千方百计地敛银，就是显例。可见，文学母题在意识形态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不论经过多少加工置换，总大致体现了现实生活的价值与需要。
四、撙节尚俭、安土重迁与埋宝掘藏
金银变化母题的活跃，还与撙节尚俭等一系列的国民性格和藏埋财宝的民俗风习至为相关。首先，在"安土重迁"观念的支配下，古人不得已流落异乡时，为防意外变故，往往埋藏金银宝物。本来，在干宝《搜神记》卷九鸠飞入怀化为金钩的故事里，金子是飞来的，而后世却总是写埋在地下。《管子·五辅》言："节饮食，撙衣服，则财用足。"《礼记·曲礼上》的"撙节"一语，孙希旦释："有所抑而不敢肆谓之撙，有所制而不敢过谓之节。"其实节俭实为了积累，积累却每每非为扩大再生产，而是觉得埋起来最安全。于是撙节的落实方式之一便是埋宝。《淮南子·泰族训》载："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这与农耕民族早期的平均主义观念分不开。而宗法社会对于血缘、血亲后代的重视，又极为契合埋宝遗福后代的民俗心理。于是，富有便与对待金银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