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不同，宋王朝“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王夫之：《宋论》卷一），在此种风气之下，不但“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义一》），而且还产生了“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宋史·道学一》）的程颢，“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宋史·道学三》）的朱熹，而有学有养的程门和朱门弟子及再传弟子更是不计其数。他们相互砥砺品行，讲论学术，不但使“《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而且“其于世代之污窿，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虽然“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但“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道学一》）。宋朝人的生命精神，若用牟宗三的话说，便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服从的是理性原则，即他们“由浑一的生命中看出一个异质的东西，即：生命不徒是自然生命，清一色的生物生命，而且有一个异质的理性生命，由心灵所表现的理性生命”[5]。因此，宋代的心性之学，就是肯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觉的修养工夫，把先天本有的道德心性扩充出去，以完成德性人格应有的事功。王船山说：
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于心，为己之所有余，则是之与非，曲之与直，正与之邪，其相去也不远，何也？义在外，则皆袭取以助气之长者也。故君子知为之难而言之必讱。岂悬一义以为标准，使天下后世争诵之，遂足以扶三纲、经百世，无所疚于天人乎？熟虑之于退思，进断之于密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实有所行。持正是之术，充至直之用，尽至正之经。有弗言，言之斯可行之。经之纬之，干之旋之，道备于己，功如其志。则奸邪之异己者不能攻，相倾者不能窃，斯以为贞胜也矣。（王夫之《宋论》卷十三《宁宗》五）
王船山上面的话，把宋代的心性之学，道德人格的全体大用给表诠了出来。可以说，唐代近三百年，乃依其自然生命之霸力；宋代三百余年，乃赖其理性生命之坚韧。正因为如此，迨及宋王朝祚竭数尽时，其情形与唐王朝时大不相同。《宋史·忠义一》中说：“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盖非一日之积也”七字，道出了宋代的社会风气和士人的修养之功。
三
讨论唐诗和宋诗得以产生的不同社会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唐代及宋代几个代表性诗人的“学”与“养”。唐代我们以李白、杜甫为代表，宋代我们以东坡、山谷为代表。
关于李白，《新唐书·文苑传》云：
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
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
以上的叙述，完全表现出了“谪仙人”的不拘与玩世，这是唐朝士人在尽气之精神之下的表现与写真。这种情形，即便是伤时忧国的杜甫，依然免不了受其熏染。关于杜甫，《新唐书·文苑传》云：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
李白和杜甫之篇什皆为有唐一代之规模，然其规模乃来自于他们才大气盛，这种才大气盛乃自然生命之光彩，尚无“学”的磨练与“养”的工夫。虽然杜甫常说“转益多师是汝师”、“别栽伪体亲风雅”，但这皆是外在的广见博闻，不是内在的静觉慧解，《白虎通·辟雍》云：“学之为言觉也”，无“觉”而徒广见博闻，此不足以言“学”，更不足以言“养”。
我们现在再来看东坡与山谷的“学”与“养”。东坡同李白一样，也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并且曾进宫为侍读。不过，李白在宫中表现的是“谪仙人”的不拘与玩世，而东坡在宋哲宗面前，表现的是儒师的刚正与温和：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宋史》列传第九十七）
但即使如此，东坡依然遭到二程及朱子的批评，认为东坡“平时不曾向身上做工夫”，（《朱子语类》卷一三○）这表明宋代士人对心性之学的体认之切。山谷即自觉地以宋儒的人品与学识为其楷模，故他“谓周茂叔人品最高，谓程伯淳为平生所欣慕”（《黄庭坚全集》附录五《历代评黄》之黄震《黄氏日抄》）。在这种精神祈向之下，形成了山谷如下的“学”与“养”：
山谷生平极有道气，行事具循坊表，观其深契濂溪德器，可以想见。虽在苏门，亦为涑水、华阳所知，而于党人之林，超然不为所系，未尝偏立议论，真有凤凰翔千仞气象也。教后生子弟，谆谆以熟读书史深求义味，不可以文人自了，至真至切，不腐不迂。履患难困厄，浩然以义命自安，无纤毫陨获怨尤意。（《黄庭坚全集》附录五《历代评黄》之杨希闵《黄文节公年谱序》）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黄山谷的确是一位修养深厚，践行笃实，胸际磊落，诲人不倦的学者，他虽以文人名世，但“教后生子弟，谆谆以熟读书史深求义味，不可以文人自了”，则从他的为人和为学的宗旨来看，黄山谷的精神气质不失有儒林之风范。其实，岂止是山谷，江西诗社诸子皆如此：
师道高介有节，安贫乐道。于诸经尤邃《诗》、《礼》，为文精深雅奥。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宋史》列传第二百三《文苑》六）
与义容状俨格，不妄言笑，平居虽谦以接物，然内刚不可犯。……龙长于诗，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宋史》列传第二百四《文苑》七）
由此可见，宋代诗人因受宋儒心性之学的影响，较之于唐代诗人，多能向内在修养用功，以“治心修性为宗本”，在生活上更为严肃，更为理性。虽然他们在学问上没有像宋儒那样做“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工夫做得如此深切，但他们由生活之严整持正自然要会归到修养工夫之上。故陆放翁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剑南诗稿》卷四十二）。可以说，宋代诗人的“学”与“养”都接上了心性之学的内蕴，不只是唐代诗人的广见博闻。从唐代诗人和宋代诗人不同的“学”与“养”中，我们来看他们各自的诗或诗论。
四
因唐代诗人的“学”与“养”皆是外在的，致使他们的诗作多停留在对现象世界的描述和情感世界的抒发上，这两种表现方式从创作方法上说都属于模仿，只不过前者是对事实或事件的模仿，后者是对感情或情绪的模仿[6]。
就前者而言，杜甫的“三吏”、“三别”及白居易的“讽喻诗”即是其典型代表。本来，歌咏生民艰难，社会悲苦，乃伟大同情心之表现，但他们不能由此进一步收束凝聚，“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考诸圣人哲士，推明章典文物，以见天德天理之流行，为世间立千年之人极。而其歌咏不离于一代，取材不离于一身，使其篇什终不免于史实，意境总不能开阔流长。正因为如此，杜诗遭到了杨慎的猛烈批评，认为它“直陈时事，类于讪訏”，乃“下乘末脚”，离《三百篇》之旨甚远。他说：
《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莱”“芣苢”，“夭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