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不从涵养方面开掘诗之表现深度，徒从广见博闻中求诗之表现广度，使得他们的诗完全是现象的、平面的，虽然亦有阔大之气象，然完全是由自然生命的气与力所促成，此气与力可承载一时之事迹，却不可承载人间之气运。因人间之气运必须在人道天理中方可开出，但唐代诗人的“学”与“养”皆不足以语此。
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唐代诗人对山水的向往之情加以说明。唐代出现了不少的山水田园诗人，开启了继陶渊明之后山水田园诗的一个鼎盛时代。但他们对山水田园的向往，完全表现为外在的生活情调，他们对陶渊明的“学”，也只是情调趣味的模仿，而不是涵养工夫的承接体认。本来，唐代许多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对陶渊明颇有微词，他们只是在抒发愤懑时才接上了山水田园的怡情适意之趣。甚至落实在现实生活之上，他们只学到了陶渊明的一点以诗酒自娱，如：“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李白：《游谢氏山亭》）“朝饮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兀然无所思，日高尚闲卧。”（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三）可以说，这只是为自家的情绪找到了倾泻的通道，而于人生社会没有任何内在的觉解与证悟，此时的这一情绪倾泻完了，使生命稍得休息，到彼时的那一情绪形成，复作别一般的倾泻，如此反复无已。这就如同卡西尔所说，只受情绪支配乃是多愁善感，不是艺术，如果一个人只专注于自己的快乐或哀伤，那就成了一个感伤主义者[7]。另外，唐代诗人之寄情山水，很多人只不过取“终南捷径”，希望得到朝廷的征引，这进一步说明了唐代诗人之学陶渊明，只是一点情调在生活中浮泛飘荡，而不是精神之实的内在体认。然宋代诗人之所以推崇陶渊明，乃在于陶渊明的为人体现了“闻道见性”的人格境界，这种境界就不仅仅是对山水田园的一点向往之情可以限定的了。因此，宋代诗人之学陶渊明，并不是要去学其山水田园之情，而是学其“闻道见性”工夫，既如此，则名为学陶渊明，实则是明心、见性、体道。由此而接上了宋儒的心性之学，从而使其性情不只停留在主观的生活风姿之上，而是落实在客观的性理之中。
正是宋代诗人把他们的性情落实在客观的性理之中，形成了其性情的规定性，这恰与唐代诗人的性情形成一鲜明的对比。唐代诗人无论是在事实的描述或情感的抒发上，皆表现为有形下的工夫，而无形上的涵养，能博之以文，未能约之以礼，博学而识之，而不能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他们始终不能在生命中开显出一个客观性的“道”或“理”，以为他们的性情的规导限定原则，这样，他们的性情完全是主观的，无内在的收煞凝聚。唐代诗人追求所谓奇、险、怪的诗风，即是他们的性情因无“体”而松散飘荡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宋代诗人的“学”与“养”。说到宋诗，就不能不说到江西诗派；说到江西诗派，就不能不说到他们之学“杜”。江西诗派学“杜”固不假，然若仅知于此，必小视江西诗派之所以为江西诗派。因为在文学上能开宗立派的，必不止于外在的“学”，其必至于内在的“养”，因外在的“学”只是形式的模仿，这种形式的模仿必沉陷在外在规范的机括之中而不能超越此规范的障壁以至于自身的圆融条畅，故必在内在的“养”中使外在的规范消纳融通，以完成此宗派自身的性格。所以，对于江西诗派，须于内在的“养”中来加以考察。实际上，江西诗派正是从内在的“养”中来发表他们对于诗的见解与主张的。例如黄山谷，他论诗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指归，以修养践行为极致。山谷说：
致远者不可以无资，故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又当知所向，问其道里之曲折，然后取途而无悔。钩深而索隐，温故而知新，此治经之术也。经术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学而详说之，极支离以趋简易，此观书术也，博学者，所以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后载司南以适四方而不迷，怀道鉴以对万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闻道也不以养口耳之间而养心，可谓尊其所闻矣。在父之侧，则愿舜、文王。在兄弟之间，则愿如伯夷、季子，可谓行其所知矣。（《黄庭坚全集》之《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第十九《与潘子真书》）
正因为体悟到了山谷的诗乃从内在的“养”中来，故宋·洪炎曰：“大抵鲁直于文章天成性得，落笔巧妙，他士莫逮，而尤长于诗。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利、薄轩冕，极其致，忧国爱民，忠义之气蔼然见于笔墨之外”（《黄庭坚全集》附录三《历代序跋》之《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宋·吕本宗批评江西诗派有的人未能把握住黄山谷作诗的本旨，他说：“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者，须于规模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吕本宗《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左规右矩”，表示学诗只在技术性的格套之中，而这并不是山谷之旨，因为山谷是直入诗的根源之地，即心性修养这个地方。故黄震说：“读涪翁之书，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没者求之，岂惟不足以知涪翁，亦恐自娱”（《黄庭坚全集》附录五《历代评黄》之黄震《黄氏日抄》）。
可以说，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代诗人，正是通过内在的“养”的工夫，不仅化除了外在的形式格套，而且把主观的“情”提撕为客观的“性”（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的“性”）。此“性”不止是“情”的规范，实则是“情”之“体”，而他们的诗乃是一种承“体”发用。所以，同样是诗以道情，唐代诗人所道之情乃诗人的主观感受，但宋代诗人却是道“性”之情。王船山说：“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明诗评选》卷五）此即是说，只有道“性”之情，才能至天理、王道、事功，即形上形下的贯通；若仅道外在的见闻或主观的感受，要么是浅显的事功主义，而不见天理人道，要么是一点个人情趣而玩弄光景。此皆有失于“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风雅”诗教。
五
那么，宋代诗人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所成就的诗，表现出怎样的风格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则须问：儒家的心性之学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精神之姿？因为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所成就的诗，其风格就是这种精神之姿的呈露。儒家的心性之学所呈现出的精神之姿或境界，宋明儒者往往以“曾点之学”美言之。“曾点之学”即是《论语·先进》篇中曾皙所描述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精神境界，对于这种精神境界，朱子的诠释是：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之六·先进第十一》）
此即是说，儒家的心性之学所呈现出的精神之姿就是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而达至的“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