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啸云：“去浮靡之习于崑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为梅都官诗也。”（《宋诗钞·宛陵诗钞》）
刘后村谓其歌行雄放于圣俞，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及蟠屈为吴体，则极平夷妥帖，盖宋初始为大雅，于古朴中具灏落渟蓄之妙，二家所同擅。（《宋诗钞·沧浪集钞》）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崑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清·何文焕、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统编》之叶梦得《石林诗话》）
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畜。后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
东坡尝有书与其姪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清·何文焕、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统编》之周紫芝《竹坡诗话》）
黄豫章诗，真有凭虚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尝食烟火食者，唐人盖绝未见有到此者也。韦苏州之高洁，亦须让出一头地耳。试具眼参之。吾若得一片静地，非特断荤，当须绝粒矣。盖自觉与世味少绝矣，然非为作诗计也。（《黄庭坚全集》附录五《历代评黄》之唐顺之《书黄山谷诗后》）
以上所列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黄山谷是有宋一代诗坛之姣姣者。他们的诗之所以均趋向于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风格，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正是因为他们都接上心性之学的内在的修养工夫的结果。所以素朴雅淡、平易简远可以说是宋诗的基本风格，而这种风格也正是陶诗的风格。因此，“渊明文名，至宋而极”[8]，不是没有理由的。但须要指出的是，宋代诗人之所以能肯认陶诗的风格，乃是由内在的修养工夫的推扩而承接上去的，而决不如唐代诗人那样，仅凭一点山水田园之趣去承接陶诗。这样一来，宋代诗人由心性之学的内在修养工夫而成就的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诗风，岂能是一点山水田园之趣所可限量的。因为心性之学是一种精神之全，在这里可以“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而山水田园之趣只不过是“百家众技”，虽“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只“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这正是宋诗在精神风貌上超越唐诗之所在。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追问：宋代诗人由心性之学的内在修养工夫而成就的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诗风，何以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呢？诗歌要“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其必温润含蓄。但诗要表现温润含蓄，必在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诗中，因为凡“有”即有限制，其蕴涵性便小，而素朴雅淡、平易简远已趋向于“无”，这里没有限制，其蕴涵性便随之而大，故老子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一章》）同样，儒家讲“达于孔乐之原（本）”的最高境界是“行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礼记•孔子闲居》）。礼乐之本的蕴涵性靠什么来表现呢？就靠“行三无”，因为“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蕴涵性是最大的，有无限的妙用。可见，诗歌的温润含蓄只有在素朴雅淡、平易简远中表现才能尽其性。因此，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风格，是中国诗歌的极致，即所谓“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也。但应该说，要达到诗的这种极致，并不是靠诗人的外在的艺术追求或情趣便为可能的，而必须依内在的修养工夫，把诗人的性情提升至客观的“性”，这个客观的“性”——如前所述——即是情之“体”，而这个“体”是具有无限妙用的精神之“体”，用庄子的话说，即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只有在这种精神之“体”中，温润含蓄才不至于滑入“沉密”，而是“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朱熹：《跋刘叔通诗卷》）而素朴雅淡、平易简远亦不至于流于“浅近”，而是“始皆极于高远，而率反就于平实”，（朱熹：《张南轩文集序》）此即是由“本”而及“宗”的“调适而上遂”也，在此，“理”即是“情”，“情”即是“理”，“情”“理”不分，因“理”调适而上遂为“性”之“理”，“情”调适而上遂为“性”之“情”也。若无“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精神之“体”，仅凭一点外在情趣的飘荡翻腾，则温润含蓄必滑入“沉密”，素朴雅淡、平易简远必流于“浅近”，何能“调适而上遂”也哉？在此，“理”是“理”，“情”是“情”，“情”“理”两分而不能调适而上遂为“一”。世人不明乎此，而谓诗乃言“情”而不应言“理”，进而贬斥宋诗，则其对此精神之“体”全无体悟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最后结论，宋诗对唐诗的超越，说到底，就是内在修养的超越，实践工夫的超越，精神体认的超越。当然，内在修养、实践工夫和精神的体认是一艰难的体认修习过程，所谓“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若体认不足或工夫不够，常表现为理性的拘执，甚至干瘪的说教。但这只能说诗人的心性修养不足，若徒云诗乃言“情”而不应言“理”，则必埋没宋诗之价值。
注释：
[1]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9-79页。
[2]宋代偃武修文，优礼文人，尊重士子，太祖立不杀士人之誓，且“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王夫之：《宋论》卷一），使知识分子不仅品格自尊，且由此获得济事安民之志。
[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愈提倡儒家的人格修养，道德精神的意义，尽管他对此的体会和所下的工夫没有宋明儒那样深切笃实，使他仍不免“戚戚送穷，淫词不忌”，而招致王夫之的不满，但在有唐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韩愈依然是特出者。
[4][5] 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97、166页。
[6][7] 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181-182页。
[8]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