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开封、洛阳、临安市貌：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宋四公说：“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我们只是草寇，草入牛口，其命不久。”开封城周当然没有一百八十里，但与史料记载的“京城如卧牛”吻合。 小说叙述一些开封府的地名，如宋四公“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馅”，据《东京梦华录》卷１《河道》，金梁桥是在汴河上。又说“四人同出顺天、新郑门外僻静酒店”，顺天门是开封外城西偏南第一个城门，确是俗称新郑门。又说赵正“过八角镇，取板桥，到陈留县，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後，只见汴河岸上，有个馒头店”，按这些地点的方位，显然是先向西，再往东南，有意兜一个大圈子。赵正与馒头店侯兴夫妇打斗，沿汴河逃跑，“直到顺天新郑门一个浴堂”。若非对开封府地理十分熟悉者，是不易有此叙述。
　　《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有一段元宵观灯的描写：“行到宣德门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门楼。圣旨许令万目仰观，金吾卫不得拦阻。楼上设着鳌山，灯光灿烂，香烟馥郁，奏动御乐，箫鼓喧阗。楼下施呈百戏，，供奉御览。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挤得缝地都没有了。”参对《东京梦华录》卷６《元宵》等记载，自宋仁宗以降，确有皇帝坐宣德门楼庆祝元宵，观赏城楼下百戏的习俗。但小说记载的错讹，是鳌山不可能结扎在宣德门城上。宣德门多次更名，宋仁宗景祐元年正月，方由正阳门改名宣德门。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说：“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按开封著名的樊楼後改名丰乐楼，樊楼位于宫城东华门外，而不是在开封西城外的金明池。这大致是南宋话本追忆旧京，有不确之处。周胜仙说：“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曹门则是开封里城东门望春门的俗称。
　　《警世通言》卷２９《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看来原是一篇宋人所写的文言小说。小说称洛阳为“西都”，李莺莺“迳至河南府讼庭之下，龙图阁待制陈公方据案视事”，都合于宋制。宋时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小说中写道：“西都风俗，每至春时，园圃无大小，皆修莳花木，洒扫亭轩，纵游人玩赏，以此递相夸逞，士庶为常。”按北宋时，洛阳至少是北方最有名的园林城市。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说，“却教郑州奉宁军一个上厅行首，有分做两国夫人”，“闫行首教人去请哥哥闫待诏来”按奉宁军确是宋代郑州的节镇军名，而待诏也是宋时工匠的尊称。《月明和尚度柳翠》中妓女吴红莲也自称“妾乃上厅行首”。“行首”即行头，所谓三百六十行，妓馆也算一行，故美妓可称行首。例如《朱文公文集》卷１８《按唐仲友第三状》说：“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小说又说：“原来南渡时，临安府最盛。只这通和坊这条街，金波桥下，有座花月楼，又东去为熙春楼、南瓦子，又南去为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这几个去处都是瓦子。”柳翠“住在抱剑营，是个行首窟里。”《武林旧事》卷６《瓦子勾栏》、《酒楼》、《歌馆》也记述此类场所，但《月明和尚度柳翠》记述了各场所的方位。林正秋先生著有《南宋都城临安》，参对此书１１６页，３１２页，可知上引记载确是对《武林旧事》和今人研究作了补充。小说称柳翠在“行首窟里”，“学不出好样儿”，“引惹子弟们”，“柳妈妈说他不下，只得随女儿做了行首”，反映了宋代瓦子的某种性质。《警世通言》卷３９《福禄寿三星度世》说刘本道“同顾一郎去南瓦子内，寻得卦铺，买些纸墨笔砚，挂了牌儿，拣个吉日，去开卦肆”。这说明瓦子也含有市场之意。
　　《醒世恒言》卷３《卖油郎独占花魁》讹称女真人为“鞑子”，表明至早已是南宋晚期受蒙古威胁时的作品。“王九妈赚了若干钱钞”，“替做娘的挣得钱钞”。如前所述，“钱钞”两字联用，小说中货币交换使用银，这又是明人有较多加工的痕迹。但小说中莘瑶琴被“破了身子”，“妈儿进房贺喜，行户中都来称贺”，王九妈“要哄他上行”，称妓女接客为“上行”。宋代行户一般是指编入同业组织的商户，将妓院也称“行户”，又可与宋代称美妓为“行首”互证。至于描写莘瑶琴“一对金莲”，南宋缠足之风较北宋稍多，但并不普遍，可能仍属後人加工的情节。小说对临安城一些具体地点的描述，显然非後人随便杜撰，“开油店的朱十老”是在“清波门外”，清波门是临安城西偏南的第二个城门。秦重离开朱十老油店，“在众安桥下赁发一间小小房儿”。据《淳祐临安志》卷７《桥梁》，众安桥是在通西湖的西河上。其方位接近钱塘门，钱塘门是城西偏北第二门。他显然是就便出城，却远至西湖南的昭庆寺卖油。《武林旧事》卷５《湖山胜概》载有“南山昭庆院”。小说叙述秦重是在昭庆寺附近认识了莘瑶琴。秦重盘算，“特为王九妈一家挑这许多路来，不是做生意的勾当。这昭庆寺是顺路”，“只消走钱塘门这一路，那一担油儘勾出脱了”，于是他逢“双日，就走钱塘门这一路，一出钱塘门，先到王九妈家里”。小说中还有临安不少地名，如十景塘、“灵隐、法相、净慈、天竺等寺”，天竺又“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处香火俱盛”。诸如此类，都应是南宋话本的馀痕。
　　《警世通言》卷６《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说成都人俞仲举到临安应举，“至贡院前桥下，有个客店”居住，他应举失败，“走出涌金门外西湖边，见座高楼，上面一面大牌，朱红大书‘丰乐楼’，只听得笙簧缭绕，鼓乐喧天”。丰乐楼中的“酒缸、酒提、匙、筯、盏、楪，放在面前，尽是银器”，足见其奢华。关于贡院，《梦粱录》卷１５《贡院》称“礼部贡院，在观桥西”，《淳祐临安志》卷7《桥梁》载有“贡院桥”，另有“观桥”，“一名回龙桥，转西入贡院桥”。小说中的前桥大约即是指观桥。丰乐楼是临安著名的酒楼，是西湖北山路和南山路的分界座标，参见《武林旧事》卷５、《淳祐临安志》卷６《楼观》，可作互相印证和补充。小说中说李直“原任南剑府太守，得罪於监司”，按南剑府当是南剑州的笔误，元明时已改名延平路和延平府。监司又是宋代常用的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司等通称。
　　《警世通言》卷２３《乐小官拌生觅偶》依原注，是采自南宋话本《喜乐和顺记》。其中说：“南宋临安府有一个旧家，姓乐，名善美，原是贤福坊安平巷内出身，祖上七辈衣冠。近因家道消乏，移在钱塘门外居住，开个杂色铺子。人都重他的家世，称他为乐大爷。妈妈安氏，单生一子，名和，生得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家抚养，附在间壁喜将仕馆中上学。喜将仕家有一个女儿，小名顺娘，小乐和一岁，两个同学读书。”喜姓将仕郎虽为低品文官，但已与乐善美有门第差别，所以乐和与喜顺娘虽然相爱，而男方却无法提亲。上引文字是反映临安教育的史料，城中有私人，包括官员开设的学馆，不仅招收普通坊郭户的子弟，甚至还可招收女孩入学。但“乐和到十二岁时，顺娘十一岁。那时乐和回家，顺娘深闺女工，各不相见”。

３、工商业和官商合一：

　　宋人话本是市井文学，也可称为当时的坊郭户文学，如果说对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描写不多，但对于商业和商人却颇多涉及。漆侠先生已引《醒世恒言》卷３１《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说，张俊卿 “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宋时质库即是当铺，其实是近代借贷业的前身。小说反映了东京质库业的兴盛，可与有关史料互相参照。《宋四公大闹禁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