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由敦煌《诗经》卷子可觇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又敦煌《诗经》卷子序文与经文每篇皆相连属置序于每篇经文之前乃承诂训传旧式；写卷章句或在篇前，或在篇后，可知经卷章句，标题前后，初无定式；《五经正义》自唐迄北宋，皆与经注别行。伦敦藏斯四九八号《毛诗正义》残卷，即其旧式；敦煌诗经卷子，有书字于侧者，有注音于侧者，实宋人注疏释文合刻之先河。1979年，将由巴黎敦煌卷子人藏装裱剥落碎片中，披览所得诗经残篇P﹒4072-4及4634-b二篇迻写付印，公之于世，撰成〈敦煌诗经卷子拾零〉。其巨细靡遗，细心认真之研究态度，由此即可窥知。
　　1986年8月发表〈简论几个敦煌写本儒家经典〉一文，论述极具特色的敦煌卷子P.3573《论语皇侃义疏》残卷及P.3378《诗经注》残卷。P.3573残卷不著撰人，校以知不足斋《论语义疏》知即皇侃义疏之单疏本。南宋以前所传皇疏，并是单疏本，后人始合疏于注。今日本所传皇侃义疏每搀入邢昺正义及他说，且合疏于注之本于皇疏未尽采入割弃者尚多。以P.3573相校，则可发现删去部份。此外从数千碎片中检得P.3573-5，此在重裱前原粘贴于写卷边沿，有题字「仪凤三年十月廿七日于开远」，因疑此为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六七八)的写本。P.3378《孝经注》残本亦不著名氏，其书杂引故事，发挥经义，所引故事，颇似小说家言。显系《孝经注》之儒生受佛教俗讲风气之刺激，而采取佛教用故事讲经方法注经。
　　（二）文学
　　敦煌写卷中之文学作品有历代诗文集，而最具特色，且最受学界关注者则系其中之俗文学作品。先生关注传统诗文集，对于俗文学亦极为重视，举凡敦煌曲子词、云谣集、通俗白话诗、变文、敦煌赋等等，莫不投注相当之时间与心力；既作总结整理，又多开创之论。兹举其要者，述之如下：
　　英藏S.5478唐人草书《文心雕龙》残卷，仅存〈原道篇〉至〈谐讔篇〉，但为现存最早之本子，至为宝贵。因此自发现以来即深受学者所瞩目，或撰校记，或加题记，不一而足；然以正文章草难识，或未见原卷，或据复印件中有脱漏，致有见所据参差，因疑原卷或有异本。1970年，先生特撷录诸家题记，详列校文，并附原卷摄影，成《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一书，用以阐明唐写本之胜处，并袪学者莫衷一是之惑，且省读者翻检之劳。
　　1976年8月，先生赴巴黎参加汉学会议，并进行研究工作，却因航空公司遗失行李之因缘，转而对敦煌《云谣集》此一中国最早词集进行研究。在与原卷细校之后，发现长久以来之诸多问题，并加以解决。如〈凤归云〉二首题为「闺怨」，所以分写在二首词下，罗振玉将「闺」误作「偏」字，乃误「凤归云偏」为词牌名；王重民则以为「怨」字系正文，而误将第一句作「怨绿窗独坐」。先生遂将原卷的全部照片加以影印，附上摹本，并参校各家，作成定本，撰成《敦煌云谣集新书》此一完美的整理方式，遂成董理敦煌文献之法式。
　　继《敦煌云谣集新书》完成之后，先生披阅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伦敦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每有独到见解，陆续撰文发表于报章杂志，1981年并将其部分成果结集成《敦煌词话》一书。全书计12篇，除〈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补校〉外，余均发表于1979年到1980年间各报章杂志，以丰富之学养及对敦煌写卷文字独到之诂定功夫，订正了大家对于敦煌曲子词的许多误认、误校与误改，提供敦煌曲子词研究者正确之文本凭借。
　　若以中国文学立场来评估，全部敦煌卷子，最重要者当是绝传已久之变文。由于变文之发现，解答了中国俗文学上许多疑案，因此自发现以来，即成海内外研究敦煌文学焦点。早期，由于写卷流散，只能依据各国披露之片段进行研究；因此对于变文难有整体而全面之认识，以致称呼不一：或称佛曲，或叫俗文，或称通俗小说，或叫唱文…，直至郑振铎以「变文」称此类讲唱体之俗文学作品，变文始成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而确定之称呼。但近年来有以此类作品体制、内容、性质不尽相同，因而主张应将不同类型之作品加以区分，不可统称为变文。致有分为词文、故事赋、话本、变文、讲经文等五类，以及押座文附类者。此论一出，咸以为新说而蔚然成风，大有取代以变文称呼敦煌讲唱文学之势。先生对此深不以为然，特于1979年撰成〈敦煌变文新论〉一文，举出《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提及之《报恩经变》一部，应是《报恩经》之俗讲经文，可见「讲经文」亦可称为「变」。而列宁格勒藏之《双恩记》，内容即《报恩经变》，则变文亦可称「记」；因此「变文是一时代文体的通俗名称，他的实质便是故事；讲经文、因缘、缘起、词文、诗、赋、传、记等等不过是他的外衣。譬如一位某甲，穿着中装、西装、和服、乃至运动衫、游泳衣等等约写真照片，我们不能以服装的不同，而断定这不是某甲的写真照片。变文所以有种种的异称，正因为它说故事时用种种不同的外衣来表达的缘故」。先生高论，实具力挽狂澜之功。
　　又变文之迻录校勘工作，学者已多所进行，其中汇集变文材料最为丰富者当推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重民等6人合编之《敦煌变文集》此书一出，顿时成为海内外研究变文之主要依据。全书78篇，资料极为丰富，然迻录校勘却错漏百出，学者据以研究，无端增加不必要之困扰，甚至袭其错漏而产生错误之推论。先生乃以变文集为基础，一一核校原卷，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变文集有误，则加以订正，变文集漏脱，则加以补充，遂于1983年完成《敦煌变文集新书》不仅增添旧书以外之新材料，更提出个人之新说法。对于学人研究和参考，提供了方便正确之材料。新书除在《变文集》之基础上加工，订正其脱误外；其于编次上，复按照唐代俗讲之发展过程加以改编，并增收了列宁格勒、台北中央图书馆以及日本龙谷大学所藏的变文8篇，书后更附录有〈敦煌变文论文目录〉、〈敦煌变文新论〉及「图版」，成为继《敦煌变文集》而为研究变文者之主要文本依据。
　　又敦煌变文中有「押座文」一类，历来学者如向达、孙楷第、那波利贞、金冈照光等均曾详加研究，然其名义、性能，各家说法颇多歧异。先生特据敦煌卷子中十二个押座文及P.3770、P.3849、S.4417三个俗讲仪式卷子，以探讨押座文之名义与性能，分析押座文之类别，并廓清缘起一类的变文和押座文之溷淆。
　　在敦煌诗歌方面，先生发现王重民《补全唐诗》误认与未能辨认之字，为数颇多，乃据原卷一一详加校订，于1981年撰〈补全唐诗新校〉一文，希望使据敦煌残卷补全唐诗之工作能更臻完善。又敦煌写本白话诗人王梵志及其诗篇是海内外敦煌诗歌研究的热门论题。张锡厚的《王志诗校辑》一书出版，成为学界之主要参考，然张辑颇有讹误，致失王梵志诗原貌，影响极深。先生特据原卷，进行更精细、更正确之考订，于1984年发表〈简论「王梵志诗校辑」〉及〈《王梵志诗校辑》读后记〉，订正张辑中许多误认。大大恢复了王梵志诗之原貌。
　　此后又发表了〈王梵志出生时代的新观察----解答全唐诗不收王梵志诗之谜〉及〈敦煌王梵志诗新探〉，针对王梵志生平事迹，仅见于《桂苑丛谈》、《太平广记》之记载，许多研究者均将其视为神话式之记载，特举陆羽之身世与戴震「十岁始能言」为证，认为王梵志乃一弃婴，《桂苑丛谈》中王梵志出生隋代之记载可信，并证以P.49987号〈王道祭杨筠文〉而推知王梵志出生时期，最迟在隋代晚期，甚至可能在隋文帝初年，编《全唐诗》者，认定王梵志是隋代人，此乃《全唐诗》编者不收录《王梵志诗集》之真正原因。
　　〈秦妇吟〉，乃唐．韦庄以诗记黄巢寇乱以来之实录，其诗万口传诵，后世失传，现幸敦煌石室写本尚多，千载之下，赖以保存不坠，自王国维开始，从事校勘，先后笺释、校注者甚多，然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