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学界，《龙龛手鉴》遂由无用废书，顿时成为帮助解决敦煌写本文字障碍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1983年又撰〈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1984年撰〈龙龛手鉴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除说明此书编成的背景、原因、价值与影响外，更列举敦煌写卷中之俗字、隶古定、武后新字与《龙龛手鉴》所引者相互印证，证明了《龙龛手鉴》确实是阅读敦煌写卷不可或缺的工具书。1991年又撰〈用敦煌俗写文字校释文心雕龙刊本中残存俗字考〉，在在申明了《龙龛手鉴》的真正价值。更开创敦煌俗文字学的研究。
　　1995年撰〈敦煌写卷俗写文字之研究〉一文，更进一步推求俗写文字紊乱的种种现象，非但民间如此，实乃肇端于书善家。除以书圣王羲之〈兰亭序〉为例证外，更提出由于六朝以降，周兴嗣《千字文》作为当代识字的读本与习字模板，而智永《千字文》真书之写法与敦煌写本同样俗写，一千字中几达二、二百字之多，实为最佳明证。

　　　　　　　　　　　　　　　　四、对敦煌学研究发展的贡献

　　以上简述，仅能略窥先生敦煌学研究成果之梗概，关于先生之研究历程，则可参看先生自撰之〈我探索敦煌学的历程〉。至于其治敦煌学之态度、精神、方法、贡献等，约而言之，略陈如下：
1973年8月，先生为快睹俄国列宁格勒藏敦煌写卷，不惜只身远役，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迈进俄国东方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今圣彼得堡）「敦煌特藏库」，成为我国第一位亲自披阅、抄录、介绍和研究俄藏敦煌写本的敦煌学者。对推进世界敦煌学研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葆爱文化，笃好真理，发为一种大无畏之精神，更足为后学之楷模。
　　敦煌，是我国学术的伤心史。敦煌学虽是中国的学问，但由于文物外流，却成为国际显学，我国研究反较各国起步晚且成果少。先生每以「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与后学共勉，并期盼「汉学终当作汉声」，其奋起努力之精神，令人敬佩。
　　敦煌学是以数据为核心的一门新兴学科，本身不是孤立而有系统之学问。所以先生在第一次「敦煌学」课，开场便说：「正常的课程，是餐厅挂牌的名菜;敦煌学就像一从未列入正式菜单的课程，只能说是一群好事之徒，登山涉水，在荒凉的原野中，临时张罗的野餐。这份野餐，可能是粗劣而不堪入口的，但也可能是从未尝到的奇珍异味。」其披荆斩棘之开创精神溢于言表。
又先生自诩为「敦煌石窟写经生」，整理经卷，必手校摹写，孜孜矻矻，从不间断。八十六岁时，于两次开刀后，尚且遍校敦煌本《坛经》，并将全帙工楷手录。九十三岁时，仍依旧从事《敦煌变文集新书》之订补工作，其努力不懈之研究精神实为后学之最佳典范。
　　当面对敦煌写卷俗写文字与俗文学时，先生主张必须有尊重原卷与原文之敬谨态度，不可逞意妄改。他说「凡欲研究一时代之作品，必须通晓一时代之文字；欲通晓一时代之文字，必须通晓书写文字之惯例」因此绝不可遇到读不通处，便自以为是，擅自改动，各逞臆说。又其著作中每多以「新编」、「新书」为名，其《敦煌变文集新书》〈引言〉即说：「新书以旧书为基础，旧书也包含在新书之中。不仅增添旧书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个人的新说法。新旧同时陈列，读者展卷了然。新旧材料的异同，自可明察；旧说法的是非，自易判断。」由此可见其肯定自己，不薄前贤的敬谨态度。
　　此外，先生以为「古之不旧，今之不新」。凡所研究无论总结整理或开创新说，均不事标新立异，唯务是非。例如撰〈敦煌变文新论〉与新说相抗衡，力挽狂澜，支持郑振铎以「变文」为敦煌讲唱文学共称之旧说；〈秦妇吟新书〉一文，多与敦煌学前辈陈寅恪看法不同；《敦煌六祖坛经读后管见》一文则驳斥胡适之《坛经》为神会所伪造之说法。凡此均显示其「同之与异，不屑古今」之严谨治学态度，所有立论，自有定见，绝不与世浮沉。
　　至于从事敦煌学研究之主要方法，先生以为「文字为基础，目录是门径」。我们从其研究成果加以观察，无论在《诗经》卷子、《云谣集》、曲子词、变文、《王梵志诗》、陷蕃诗、敦煌赋，乃至《瀛涯敦煌韵辑》、《六祖坛经》，在在显示出其重大之发现，莫不奠基于笃实正确之文字基础；而其编纂《敦煌俗字谱》、《龙龛手鉴新编》更见呼吁敦煌学研究应以文字为基础之苦心。在敦煌俗文字学开创之功，为世人所推崇，此可从先生九至华诞香港饶宗颐教授所撰的寿联：「龙龛开字学，唐草酌文心」得到明证。
　　从事敦煌学研究者多矣，然能同时进行文献目录编目整理工作的则不多见。先生不仅强调「目录」工作的重要，更亲自于l968年完成〈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正是「目录是门径」的具体实践与最佳写照。1973年发表〈敦煌的现况和发展〉时，更提出诚挚之呼吁，希望联合国际学术界力量，编纂一郡「写卷的联合目录」及「研究论文著作目录」。「写卷的联合目录」现正由主三庆教授着手进行；「研究论文著作目录」则由本人从事，1987年初稿已先行交由汉学研究资料中心出版，扩大增订本已付印，正校样中，计本年六月出版。
　　整体而言，先生除本身在敦煌学研究之成就外，其在敦煌学研究之影响与贡献，更见于以下几点：
　　１首创《敦煌学》专刊，使中国之学，还归中国之文，积极推动敦煌学研究之发展。
　　２倡印敦煌写卷复印件，鼓吹影印全部中央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促使资料流通，方便学术研究。
　　３开设「敦煌学课程」，积极培养研究人才，其中撰写博士论文之如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林聪明《敦煌俗文学研究》、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 ；撰写硕士论文者如陈世福《敦煌赋研究》、宋新民《敦煌因缘类变文研究》 …等等数十人，为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打下厚实之基础，开垦出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之一片园地。
　　４鸠集人力编纂《敦煌俗字谱》、《龙龛手鉴新编》 等解读写卷的工具书，扫除文字解读之迷障，提供阅读敦煌原卷一把钥匙。
　　虽然90年代以来，潘教授退休了，然由于长年的积极倡导与推动，其所培养之弟子遍及各地且皆有所成，目前台湾地区从事敦煌学研究者，几乎皆出先生门下，足见其于对敦煌学贡献之巨大，促进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之深远。
　　先生在敦煌学的影响，不仅呈现在对台湾敦煌学研究的开创，其影响更在于他对二十一世纪敦煌学术发展的高瞻远瞩。2001年11月，为庆祝潘重规教授九五华诞暨从事敦煌学一甲子，并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联合中正大学历史系、逢甲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唐代学会、汉学研究中心，举办以研究敦煌文献为中心的学术会议。邀请海内外敦煌学者共同讨论，会中宣读了54篇论文。其中大多深受先生影响与启迪，也颇有对先生先知现见之阐发。如柴剑虹〈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间谈学习潘重规先生在『新亚』演讲的体会〉，荣新江〈入海遗编照眼明----潘重规《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读后〉 。
　　今年2003年三月初在日本京都召开了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敦煌文献研究信息档案之建立，是大会成立的主要宗旨与未来努力的目标之一。事实上，早在三十多年前先生便已对敦煌学「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三个具体工作：「第一，我们应该联合国际学术界的力量来编纂一部敦煌遗书总目录。」「第二，我们应该联合国际学术界的力量，来编纂一部敦煌论文著述总目录。」第三，「我们现在应该成立一个研究资料中心，做好敦煌写本摄影、临摹、楷写的工作。」 这虽是三十年前所宣示的，然如今看来依旧是深具时代意义，似乎先生早已为我们『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宗旨与发展目标，预先提出了指导方针。成为敦煌学之其先知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