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校本，文字颇多分歧，笺释复多异说，先生有感于比，乃遍观今存16件写卷，博稽众议，细核原卷，校定异文，手写一遍，并撷录诸家注释，兼陈己见，于1984年成〈敦煌写本秦妇吟新书〉。
　　对于敦煌写卷中的唐人诗集，王重民曾作了相当多之整理工作，其中P.2555号为唐人佚诗七十二百，王氏逝世后，夫人刘修业交由弟子白化文等整理，以舒学之名发表，题名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而以为此七十二首诗乃中唐时被吐蕃俘虏之敦煌汉人所作，因此一般称之为陷蕃诗。而后研究者不少，然由于写卷复杂，诸家校录文字未尽精审；为不使贬损陷蕃诗人之价值，先生特披阅原卷，重加校定。自1979年起，先后发表了〈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及〈续论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等三篇，论证卷中作者马云奇实非陷蕃诗作者之一，并对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加以考证，考明怀素生卒年岁与交游，推断马云奇之年龄，判断〈怀素师草书歌〉与后十二首风格不同，肯定马云奇在江南送怀素之作品非陷蕃诗；并指出真正陷蕃诗之作者则是落蕃人毛押牙。
　　敦煌文学之研究以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最受学界瞩目，相较之下，敦煌赋则乏结集董理。先生对此每兴沧海遗珠之慨，因于1978年将分别庋藏于各地之敦煌赋写卷，巴黎十三件十三篇、英伦四件五篇，去其重复，共得十五篇，一一检阅原卷，细心推勘，力索冥搜，得其文理，汇钞合校，写成〈敦煌赋校录〉，此实敦煌赋之第一次结集。自此，敦煌赋之风貌始大体可观。文中并阐明文辞好采口语、内容多写实事等敦煌赋之特色。
　　（三）、佛教典籍
　　巴黎藏P.3747为唐前写本。王重民考证为《众经别录》之残卷，而其叙录却误作P.3848。先生以为王氏叙录虽有小疵，然考定此为刘宋时《众经别录》则确然无疑。1979年，先生于巴黎细校此卷，益加确信王说无误。特手录全文，撰成〈敦煌写本《众经别录》之发现〉，除辨明P.3848非《众经别录》之谜外，更论述「《众经别录》每经详辨其文质者，意在因文以明道；每经必揭其宗旨者，期明道以笃行。研精教乘，熟有先于明道者！然则此录之特色，不独诸录之所无，抑亦诸录之所不及，是此卷之发现，得不谓为经录一大发现欤！」 敦煌本《六祖坛经》记录六祖自说求法经过，有「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解释说：「獦音葛，兽名，獠音聊，称西南夷之谓也。」自来均以六祖为「獦獠」，是西南夷的少数民族之一。潘先生以为「獦獠」连为一词，盖始见于坛经写本，惟非为西南夷之一种，乃田猎之獠夷。因于1992年撰〈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獠」〉一文，列举诸史皆不见「獦獠」之名号，而「獦獠」一词，又惟见于写本之《六祖坛经》。若如丁福保之解，是五祖轻鄙獠族有异于常人，揆之祖师悲心无乃不类。故「獦」字实乃「猎」之俗写，并以敦煌写卷《父母恩重经》、《正名要录》等证明「獦」确为「猎」字，獦獠即猎獠。獠夷常事田猎是六祖曾长年过着猎人生活。
　　《六祖坛经》为中国人撰著佛教典籍而被唯一称为「经」的一部。以往通行本是明藏本，敦煌本《坛经》发现，使《坛经》研究进入一新阶段。但近代中、日学者，咸以其书写文字与后世不同，而认为是抄写讹误，甚至鄙视之为「恶本」。先生以为敦煌写本使用文字乃当时通行文字，于是广泛征引敦煌俗写文字之例证，撰成〈敦煌六租坛经读后管见〉发表于1992年。文中说明敦煌本《坛经》，不但不是近代学者眼中心中之「恶本」；而且还是接近于六祖原本之抄本。并详举力证驳斥胡适之主张《坛经》为神会伪造之说，论据确凿，极见功力。
　　敦煌写本《坛经》只有一万二十字，惠昕本则有一万四千字，而明藏本竟增至二万一千字，足见后世坛经版本，不乏后人增补。近代发现之敦煌本，正可让世人重睹《坛经》原貌。唯以敦煌本俗写文字不易确认，致使真本不彰。1991年先生以年近九十的高龄，于两次开刀后，发心据北京8024号、英伦S.5475号、敦煌博物馆及大谷光瑞等之敦煌本《坛经》，细为校定，并工楷手录定本，力求恢复《坛经》原貌，以提供研究禅宗历史与《坛经》者重要而正确之数据。「凡兹所为，惟欲破除读敦煌《坛经》的文字障，俾百世以下，读者如亲聆大师音旨。」其用心可知。

　（四）语言
　　敦煌写卷中有关语言之数据，最多也最早受到注意的则推《切韵》残卷。早期王国维即曾得到法国巴黎藏三件《切韵》残卷之照片，并加以临摹，而刘半农留学巴黎，亦曾抄入《敦煌掇琐》而规模最大者则是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四巨册。1967年，先生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研究时，因见邻座日本马渊和夫教授正以原卷校对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心想姜书中每卷均经临摹、抄写、拍照，回国又重新校对，尤其指出了王国维错误二百五十余条、刘复讹误二千条，应是精密之作。然在好奇之下，尝试的选择该馆所藏最重要之一份《切韵》残卷P.2129号卷子，与姜书进行对校，却意外发现原卷『刊谬补缺切韵序，朝议郎衢州信安县尉王仁昫字德温新撰定』，姜书不但漏抄，更在序文前擅加『王仁昫序』四字，而将原可解决《切韵》作者问题之最重要证据给抹去，叫人大感吃惊，于是决心通校姜书，直至1969年，写成《瀛涯敦煌韵辑新编》一书，諟正姜书错漏不下二千条。
　　其后龙宇纯曾撰《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一书，针对姜书失收之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S.6187、S.5980、S.6176、S.6156、S.6012、S.6013等十二片进行校订。1983年先生取龙氏校记，对勘原卷，颇有订正之处，依新编之例，撰成〈龙宇纯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拾遗〉。又因获不列颇博物馆典藏者之助，以原卷拍照，清晰远胜龙氏所据微卷影片，特复印附后，可供学者参核。
　　（五）文字
　　先生以为敦煌学研究，「目录是门径，文字是基础」。由于敦煌写本文字存在字形无定、侃旁无定、繁简无定等紊乱现象，造成读卷人莫大困扰；因此研究敦煌写卷文字与文书解读实为首要之务，特将其数十年披阅写卷，解读文书的经验，撰成〈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一文，将写卷中俗、讹、繁、简等复杂问题归纳出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符号多异等条例，并列举变文、曲子词等敦煌俗文学写卷的书写文字相互印证，说明敦煌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关系，成为研究敦煌俗文学必备的条例。为协助研究者解除俗写文字之迷障，特于1978年鸠集学生编纂《敦煌俗字谱》以为导路之明灯。此编虽仅就当时所能掌握的敦煌写卷复印件数据，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一四四卷及《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所收之法国巴黎写卷复印件为主，以原卷复印件剪贴编纂，所录俗字虽为数不多，但文字条例已具，序文对俗字发展说解尤为精到，观念尤为清晰，对敦煌文书的解读，极具贡献。
　　其后先生更发现辽．行均编《龙龛手鉴》一书，系根据写本编纂而成之字书。此是先生在学术上的另一项重大发现。他认为此书应系辽僧行均根据写本《佛藏音义》编纂而成，而其所据文字正与敦煌写本相同，均是俗写文字之渊薮。唯此书历代评价不高，甚至有直视为废书者。清儒如钱大昕、李慈铭、罗振玉等，多误解此书，而未能给予正确的评价。然先生则以为其情况正与敦煌俗写文字混乱之情形一致，足证行均是据当时流行的写本加以编纂，因此此书正是校读敦煌写卷的工具。为使便于翻检，特于1980年鸠集学生重加编纂，成《龙龛手鉴新编》。标举「正、俗、通、古、今、或、误」等字例，确立字头;编纂索引，以便检索，末附「龙龛手鉴敦煌写本字体相同表」以资参考。此论一经发表，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