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之后,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陆地与岛屿都渐渐成为欧洲的殖民地,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是例外。然而,尽管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非西方社会都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但在历史书写上,非西方社会却普遍不承认或不愿承认西方在自身社会发展历程中曾经发挥过的某种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即便事实如此,非西方社会也会更多地将西方力量描绘为外来的侵略者和压迫者、本地人奋勇反抗的对象以及本地文明传统的无情毁灭者。二战之后,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性旗帜,但
      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揭示的那样,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非是 第三世界启蒙主义的原因,而恰恰是其后果。在西方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世界观支配之下, 第三世界都经历了一个宗教性思考方式走向衰退的过程,这个过程与18世纪“民族”在西方的诞生在思想理论上是一致的。当然,如同我们不能完全接受费正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定义的“冲击-回应”论一样(即中国没有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内生性力量,这个进程是受西方刺激后做出的一种反应)輥輲訛,非西方社会的民族主义也决非殖民主义刺激之下的空穴来风,而是在自身“前现代的”文化传统上结合现代性文化的影响生长起来的。从19世纪末开始,在欧洲殖民主义情感的历史书写者而言,历史也会成为一种主观倾向明显的选择性社会记忆。实际上,离开历史,现代人无从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自己所经历的社会生活,在被现代性文化深深浸染的当代社会生活中,某种类型的历史知识、群体记忆和解释范式不仅深刻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人生信念和社会理想,也强烈地激发了我们的认同、意志力和情感,而这一切,都和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念脱不开干系。因此,当我们审视现代社会表现出来的各种文化气质,除了个人主义和基于社会分工的职业化取向之外,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或族群认同还是国家与国际政治,其核心都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相关。作为影响历史书写的核心要素之一,民族主义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基于既有的权力政治而形成的格局与结构,包括既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制度和族群参与国际政治、国家政治的渠道与方式。在权力政治的范畴中,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家政治,强势群体都试图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而与之相对的弱势群体则试图改变这种格局二是和权利政治有关的诉求表达。族群精英代表族群所做出的各种诉求表达,不仅与特定族群的历史遭遇、在国际国内社会的人口分布、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也和具体社会语境下的价值与政治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族群运动演变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标志,就是族群精英要在文化上将自身的“族群”(EthicGrou)论证为“民族”(atio),从而得享“民族自决权”。权力政治的历史将人类居住的星球划分成国家,而权利政治的历史则不断改变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国际政治层面,权力政治是现代国家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最重要的起源要素。无论是西方殖民主义实践造就的国家,如基于海洋殖民扩张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及基于陆地扩张形成的俄罗斯还是中国这样从传统的“天下帝国”转变成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权力政治的历史演变结果。而由权利政治创设的国家,无论是那些基于“主权在民”原则而通过或激进或渐进改良的方式改变国家体制的法国、英国,还是经由“民族自决权”的实现而形成的德国、意大利,以及后来从原欧洲殖民地经由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创设的新国家,如亚非拉的多数国家,都是基于权利政治的社会运动所产生的结果。当然,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对国家形成的影响,往往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书写从来都不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描述,而必须表达某种思想立场与价值观。这种哲学立场的两个极端,就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Comoolitaim)。前者张扬“民族”的整体性及其作为历史创造者不容置疑的主体性,而后者否认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倡导普遍主义的大同世界,历史也必将终结于这个世界。历史书写在这两端之间的徘徊,是当代历史研究的非历史取向的典型症状。吊诡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既不可能存在绝对孤立发展的文明体系,也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文明模式,特别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伴随着进步论的退场,在很多时候,历史书写看上去更像是披着文学或社会科学外衣的“神话表述”。由此导致的一种思想后果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非历史的历史写作,正在造成史观的混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永远无法摆脱强烈的非历史的一面,正如盖尔纳和霍布斯鲍姆等人所揭示的那样,它是工业时代的一种社会构建物輥輷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伪装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历史主义面孔,但历史并非它的本质,而只是它建构自身的知识工具。在这个方面,民族主义具有变色龙一样的文化适应力,它能够适宜而得体地契合各种社会语境,以灵活多变并饱含激情的说辞聚拢人心,厘清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边界,通过建构群体认同与群体忠诚而使自身成为一种世俗化的宗教,一种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是非分明的价值观。能与之抗衡的是一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在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以及当下的宗教极端主义,都宣称自己是一种普世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这些价值观基于各种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社会基础形成强大的社会运动,但这些运动并未消解民族主义,如果不是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关凯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这与早期中国的政治行为和天下观有关。因此,这个“内含天下的中国”是一个神性存在,“不能被削足适履地归入民族国家、文明国家或者帝国之类的政治概念或社会学概念。”輦輰訛赵汀阳的立论代表了一种有意义的知识讨论方向,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文明能够在历史的延续性上与中华文明相提并论,但塑造天下文明的力量,并非是某个特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族群,是漫长历史中的社会与文化互动,造就了中国及其文化。赋予这种文化一种民族主义标签,使之仅仅成为“汉人”的族群文化,无疑是一种偏见。近年来,对“天下”概念的重新发现与反思,在文化反思的同时也显示出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关怀,即不能在民族主义的狭隘框架中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在历史上“天下观”之包容性与超越性,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蒙元满清,都在这个“天下”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做出过卓越的历史贡献。《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也论述到,需要将“中国”从僵硬的帝国/民族国家、传统/现代等二元论的叙事框架中解放出来,而将之理解成一个在绵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生成物,并非具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本质”,而是一个不断去重新整合、建构认同的过程輦輱訛。换言之,不能以一种刻板、固化的眼光看待中国,不能以西方中心论的刻板标准衡量中国,要察觉中国社会为保存或创设文化连续性一代又一代人做出的艰苦努力。事实上,这个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迄今仍是进行时。其次,“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需要对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保持高度的敏感。然而,在当下现实的语境中,任何强调中华文明独特性的言说,都可能被国家外部社会冠以民族主义标签,而国家内部的族群多样性也对华夏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构成知识和观念上的挑战。因此,深刻理解民族主义历史书写的知识逻辑,与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同样重要。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历史观的演变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现实与未来的国家建构。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可能为少数人所保有,亦可能为多数人所保有。而国家建构的本意,是要强调国家对于不同族裔之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之重要性不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更符合历史事实。任何一个多族群社会都不是由单一文化主导的,而是不同文化特质的相互浸染而形成一种区域性文化,进而形成国家化的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费孝通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我的困惑(对55个少数民族史的编写)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困惑的问题,在编写‘民族简史’时成了执笔的人的难题。因之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要着重研究‘民族关系’的倡议。着重‘民族关系’当然泛指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而言,但对我国的少数民族来说主要是和汉族的关系。这个倡议反映了历史研究不宜以一个个民族为单位入手。着重写民族关系固然是对当时编写各民族史时的一种有益的倡议,用以补救分族写志的缺点,但并没有解决我思想上的困惑。”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提出,“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了。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輦輲訛费先生以“未竟之业”提出来的问题在今日仍显示出其远见,也同样被其他一些学者所关注。2014年9月,藏学家石硕教授在《新疆通史》之《民族卷》研讨会上提出:目前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中,主要形成了两种文本体系,一种是“中国通史”的体系,另一种是“中国民族史”的体系,前者以华夏正统为主线,并主要按中原地区朝代演变、更迭来书写。后者则主要是以二十四史中“四夷传”为主干材料,集中来写今天少数民族或历史上属于非汉人群的历史。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民族史”,大多属于这一类型。形成这两种不同的书写体系,主要和二十四史的文体及分类体系有关,确切地说,也是和历史上传统士大夫的“中国观”和立场有关。因为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观念中,对周边四夷始终存在着一种与看待自己不尽相同的倾向。他还指出,尽管这两种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写体系有它一定的方便与合理关凯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社会运动之上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显得同样重要。历史知识的构建需要打破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与历史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民族化,历史学本身已经受到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强烈质疑。需要正视在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取向,历史事件的发展顺序本身并不意味着解释者提供的因果关系和性质定义本身就是“科学的”,相反,同样的历史事实可以有不同种解释。对于解释者而言,自己所提供的解释体系能够做到自洽,远比自认为某种解释是绝对真理更有价值。后现代哲学的兴起,也在从另一个维度挑战历史书写。极端的解构论,将人们多样化的历史理解全面合理化,并导向一种虚无主义。如果这一切只在知识场域里发生,倒也无可厚非(若单纯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理论也确实强化了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力)。然而,后现代主义质疑一切并解构一切的知识范式,恰恰给改换了形式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提供了另外一种生长发育的空间,使之以一种新奇的仪态完成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再包装。这是值得警惕的一个问题,因为知识生产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观念,而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发生在某种社会观念的主导之下。如萨义德所言,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一种政治性知识輦輮訛。实际上,社会科学家标榜的“价值中立”只具备方法论的意义,而不具备价值意义。受到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带来的政治挑战最为严峻的是国家。新的知识范式和新的历史书写方式都要求国家做出知识性回应,否则国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历史解释的话语权力。同时,“民族国家不可能本质化为超越的现实,超越自营的政权与竞争的利益集团。民族国家是同时作为权力关系、群体表述以及对超越的追求而存在的。正如三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不断变化一样,只有合理配置历史所提供的所有资源,才能够理解民族国家”輦輯訛。这都要求国家必须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具备反思性以及不断强化、更新自己的知识生产能力,否则,在历史书写上,国家政治就会出现意识形态上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