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曲洧旧闻》以后，批评文莹比较严厉的当推洪迈、周必大。二人皆官至宰辅，又同为南宋中兴时著名学者、文学家。洪迈尝于《容斋五笔》考证《湘山野录》一条经解有误，并进而指责文莹及其著作“多妄诞，不足取信”;周必大于《二老堂诗话》考证《玉壶清话》一条史实有误，亦指责文莹“小说多妄，其来久矣”、“其妄甚明”。《容斋五笔》约作于庆元三年(1197)至嘉泰二年(1202)洪迈卒前。《二老堂诗话》约成书于庆元四年(1198)至嘉泰四年(1204)周必大卒前。可知洪、周二书成书时间极为相近，二人或均未获见对方之书，但二人对文莹及其著作所持批评态度与论证方法都极为相似。“妄诞”、“多妄”、“不足取信”，自洪迈、周必大用以指斥文莹其人其作以后，渐成否定文莹的关键词，对后世影响极大。下面分而述之。

　　洪迈《容斋五笔》“谓端为匹”条，尝引述《湘山野录》“夏英公镇襄阳”条文字，指责其错误云:“然《周易正义》及王弼注、《韩诗外传》皆无其语。文莹多妄诞，不足取信。”不过，洪迈此条所引《湘山野录》之胡旦语称:“请检《韩诗外传》及诸儒韩康伯等所解‘束帛戋戋’之义。”而今传各本《湘山野录》皆作:“请检《韩诗外传》及服虔、贾谊诸儒所解‘束帛戋戋，贲于丘园’之义。”

　　两者显然差异较大。今传本《湘山野录》所称三书乃《韩诗外传》、《左传服虔注》与《左传贾谊注》，可见征引文献主要与《左传》相关。而洪迈引文不载服虔、贾谊注，而增入“韩康伯注”，文句亦似不畅;且所检校书为《周易正义》、王弼《周易注》、《韩诗外传》，而引文中的“韩康伯注”当指《周易韩康伯注》(未闻韩康伯注《左传》)，显然征引文献主要与《周易》有关。很可能洪迈所见《湘山野录》版本不善，或记忆不确，而冤枉了文莹。讨论经文之解，各有所得，此乃治学最常见之事，洪迈因“发现”文莹一处错误(如上文所考，文莹原本或不误)，即斥之“文莹多妄诞，不足取信”，竟至完全否定其人品与著作，实不足为训。追踪其根源，其必与宇文虚中、朱弁指斥文莹回护“奸邪”丁谓，被视为人品不良有关。

　　再论周必大之评文莹。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于“王禹偁不知贡举”条有云:“小说多妄，其来久矣。《玉壶清话》云:‘王禹偁自知制诰出知黄州，苏易简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余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臣欲令榜下诸生郊送。’奏可。禹偁作诗谢之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余年十六七时，尝以岁月推之……其妄甚明。”

　　生活于南宋的周必大在少年时即能从王禹偁、苏易简生平仕历以及前后进士榜情况，逐层辨明文莹之误，实属难能。但若对北宋中期文士而言，则又当别论。

　　孙何为太宗淳化三年(992)进士榜状元，同榜及第的有丁谓、王钦若等名人;孙何之弟孙仅为真宗咸平元年(998)进士榜状元，同榜及第的有李若谷、唐肃等名人。孙何、孙仅兄弟数年间先后状元及第，且其进士榜各藏龙卧虎，故北宋中期读书人当熟详其事。王禹偁《小畜集》有《闻进士孙何及第因寄》诗云:“昨朝邸吏报商山，闻到孙生得状元。”可知王禹偁被贬商州团练副使时，乃从邸报得知孙何中状元。又《小畜集》卷11有《赠状元先辈孙仅》诗，乃贺孙仅中状元作。此外，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更是一篇享有盛名的文章，其自叙出知黄州时间极明白:“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文莹《玉壶清话序》自称:“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初至熙宁间，得文集二百余家，近数千卷。”文莹当藏有《小畜集》，并熟悉上述诗文。此外，在《湘山野录》、《玉壶清话》中有多条载及孙何、孙仅兄弟事迹的文字，如《玉壶清话》有云:“孙汉公何擢甲科，与丁相并誉于场屋，时号‘孙、丁’。”可证文莹实知孙何与丁谓同科及第，二人齐名。又《玉壶清话》载云:“苏内翰易简在禁林八年……俾参大政。未几，卒，年三十九。”可证文莹亦知苏易简早卒。如此说来，周必大所考辨的此条错误，对北宋中期普通士子而言也不过是一处“低级错误”。此类错误常出于作者笔误或手民误植;但细读文莹其文，可知并非如此。我们似应追问，文莹这样一位号称学识渊博，且生活在真宗至神宗四朝，对太祖至仁宗四朝史料长期用心收集并有研究的学者，为何犯如此明显且前后矛盾的错误?

　　我们认为这一错误当与文莹所采录的原始材料有关。文莹对原始文献未作删改即录入其书。同样如此，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亦载王禹偁谪黄州诸生相送事，虽文句与《玉壶清话》颇有差异，但所犯“低级错误”却完全相同。似可作为文莹之误并非出于一般性笔误或误植而是与原始材料有关的旁证。

　　据王闢之该书《自序》与满中行《题跋》，可知该书写作时间较长，当始于治平四年(1067)入仕之后，至元祐四年(1089)已大体成书，至绍圣二年(1095)方定稿。而据文莹《玉壶清话序》，可知其书成元丰元年(1078)。因此，王闢之《渑水燕谈录》所载此事，有可能采自《玉壶清话》。我们清楚这仅仅是一种假设，但学者们都欣然接受了这一假设，从而谅解王闢之之“从犯”，而将文莹视为“首犯”，给予苛责，指斥其“虚妄”。

　　其实，完全存在另一种可能，即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并非直接摘抄于文莹之书，而是与《玉壶清话》共同采自另一部讲述王禹偁与孙何兄弟故事的小说文本或杂史文本。《玉壶清话》、《渑水燕谈录》所载王禹偁别诸生诗与赠窦元宾诗皆不见于《小畜集》，极可能出于小说家杜撰。文莹、王闢之出于猎奇而特作摘录，故对原始文献的“错误”未作删改。

　　再看《玉壶清话》此条之文尾云:“至郡未几，忽二虎斗于郡境，一死之，食殆半;群鸡夜鸣;冬雷雨雹。诏内臣乘驿劳之。命设禳谢，司天奏:‘守土者当其咎。’即命徙蕲。上表略曰:‘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文，止期身后。’上览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逾月果卒。”

　　所谓虎斗、鸡鸣、冬雷、雨雹等灾异事，见于王禹偁《上真宗论黄州虎斗鸡鸣冬雷之异疏》，但如此叙述则与王禹偁上疏的原意完全相反，已纯然小说家言。

　　不过若将曾巩《隆平集》之《王禹偁传》，与《宋史》之《王禹偁传》，及文莹所记文字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三者相似度极高。《隆平集》大约成书于元丰四、五年间，《宋史》更成书于元，皆在《玉壶清话》成书以后。如果说《宋史》之《王禹偁传》与《隆平集》有渊源关系，则完全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二史皆直接摘抄《玉壶清话》，则其可能性极小，而更大的可能是《玉壶清话》与《隆平集》都取材于另一部颇具虚构性的小说文本或杂史文本。由此完全有理由推定，文莹摭拾入《玉壶清话》的各种原始文献，必有部分颇具虚构成分的小说文本或杂史文本。《湘山野录》成书时间比《玉壶清话》略早一年左右，二书使用的文献资料大体相同，故情形也会同上。《湘山野录·续录》载处士魏野与凤阁舍人孙仅(孙何之弟)及长安名姬添苏的故事，即颇类似传奇小说，也能证明上述观点。综上所考可知，文莹之“误”，乃事出有因。周必大指责文莹“小说多妄，其来久矣”、“其妄甚明”，如果把“妄”理解为“虚构”、“附会”，则是小说文体特征之一，不足为异;如果把“妄”理解为对文莹人品、文品的贬斥，则说明周必大对小说文体特征认识不足，强以史传标准衡量小说。

　　我们还发现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另有一条批评《玉壶清话》的文字，因为其行文较为隐约，未见学者言及。今亦比较分析如下。《玉壶清话》卷1云:“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上遽问近臣曰:‘唐酒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钱。’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钱。’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二老堂诗话》“唐酒价”条云:“昔人应急，谓唐之酒价，每斗三百，引杜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证。然白乐天为河南尹《自劝》绝句云:‘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大抵诗人一时用事，未必实价也。”

　　学者一般认为周必大此条“唐酒价”之议论，乃就诗论诗，显得“识解通达，正不泥于考据”。但如果我们将其与上引《玉壶清话》对照而观，可以发现两者真意并不在于讨论表面的“酒价”与“诗义”，而在于表现一些隐含的臧否:其一，周必大省去了材料来源、人物、背景，不著文莹书，不著丁谓其人，同时也省去了真宗对丁谓之说的肯定与支持，这样既避免了与真宗唱反调而可能惹来的麻烦，同时也表现出对丁谓、文莹之不屑。其二，文莹此条记载与其说是论唐人酒价、论杜诗，不如说是称颂丁谓博学敏捷。《隆平集》与《宋史》之《丁谓传》，皆称其“机敏有智谋”，“善谈笑，尤喜为诗，至于图画、博弈、音律，无不洞晓”。可见即便是对丁谓抱贬斥态度的史官，对其机智敏捷，博学多才，也赞不绝口。但周必大则不以为然，不称其奏对“敏捷”，反嘲之为“应急”敷衍;不称其“博学”，反责其不通解诗。可见周必大有针锋相对驳斥文莹的用意。其三，文莹将此则记载置于《玉壶清话》卷首，说明文莹对称赞丁谓无所忌讳，并有过度突出丁谓而贬抑群臣之嫌。这样，在鄙薄丁谓的周必大等看来，文莹实乃猖狂之极。

　　综而言之，周必大对文莹及其著作的批评，与洪迈相比，表面上似不如洪迈那么激烈，显得较为温婉，但往往能抓住文莹的“硬伤”，予以驳斥。

　　在朱弁、洪迈、周必大影响下，南宋以后学者对文莹其人其书的评价大体分为“鄙薄派”与“平情派”两派，且后者较少直接为文莹其人其书辩诬，故声势常为前者所掩。我们亦作梳理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