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杜甫五律《捣衣》诗云:“通首代戍妇之辞,一气旋折,全以神行。”评杜甫七律《送韩十四江东觐省》诗云:“滩声、树影,写离情乡思,神致淋漓。”即非常赞赏杜诗出神入化的诗歌境界。实际上,这境界已经融神韵与思想于一体了,因而,沈德潜欣赏杜甫的这种大境界,已经是社会内容厚重基础上的宏大神韵了。于是,在归愚的整合之下,神韵也不乏思想深刻的因素。
所以,在沈德潜的潜意识中,“格调”和“神韵”并不是两个对立的诗学范畴。进而论之,沈德潜调和“神韵论”而形成的“格调论”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神韵中包含格调;二是格调中包含神韵;三是格调与神韵可以融合,且以高境界的“格调”为崇尚。我们通过沈德潜的理论批评话语和实际批评话语来领悟这三个层面的具体内涵和相得之处。
一方面,沈德潜关于“神韵”与“格调”互融的理论批评话语虽然零散却不缺乏理论意义。他曾在三篇序言中谈论诗歌的奥妙。《唐诗别裁集序》说:“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七子诗选序》说:“予惟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揽其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重订唐诗别裁集序》说:“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唐诗别裁集序》作于康熙56年(1717),《七子诗选序》作于乾隆18年(1753),而《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作于乾隆28年(1763),虽然时间不一,但是,沈德潜将宗旨、体裁(风格)、音节、神韵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论诗,足可见出他的格调论与神韵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他的格调论的中正和平气象也愈加鲜明:神韵终于归之于儒家高格。于是,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我们才可明白“中正和平”本蕴涵“神韵”的风采。
另一方面,沈德潜关于“神韵”与“格调”互融的实际批评话语更有利于后人深思审美因素与诗教功能的契合之妙。在《说诗晬语》中他在评论神韵与格调的关联时说:“古今流传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净如练’,如‘红叶当阶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资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忠厚悱恻,得迟迟我行之意。”
显然,沈德潜非常欣赏“思君如流水”等诸多诗句的自得之美,也非常赞赏这些诗句情景交融的高情韵致,可是,他更推崇王粲《七哀》诗中“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这两句的高格,究其深刻原因无非两条:一是与《诗经》风雅传统如出一辙,二是这两句诗中既不乏情景因素,也包涵着心系百姓的人格力量。故而,他的评价语境如同《世说新语》所记谢安评《毛诗》“何句最佳”的语境一样,尽管谢家子弟选择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菲菲”,然谢安的选择却是“訏谟定命,远遒辰告”。或曰谢安与沈德潜并非不懂得“情景俱佳”诗句的神韵,而更钟情于那些雅人深致的诗句。于是,沈德潜的“格调论”便自然携带审美的因素而走向美善一体的境地。
简言之,沈德潜对于“神韵”诗歌的蕴涵进行了改造和包容,使“神韵说”与他倡导的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思想相符合,以往的“神韵论”常常游离于政治之外,重在自然情怀的抒发;而沈德潜的“神韵论”一方面没有失去清远闲淡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则与政治社会紧密相联,没有忘却政教传统和人生百态。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神韵论”与他的“格调论”则融为一体了。而且,清远淡雅的风格与教化功能并不冲突。沈德潜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格调和神韵给予了潜移默化的改造和折中,共同指向“诗教”理想。
三、调和格调与性情
调和格调与性情,主要是就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与袁枚(字子才)的诗学思想的关系而言的。
沈德潜与袁枚同为乾隆时期的诗论家。但最先得名者,莫如沈归愚。表面看来,格调论与性情论沟壑分明,难以沟通。实际上,只要仔细研读沈德潜的诗学文献便可得知,他的格调论思想本包涵深刻的性情论思想,而且,根据学者的研究,沈德潜论诗主张先审宗旨,这个宗旨便是“性情优先”。尽管这个性情是以儒家情怀为旨归的。
沈德潜的时代,性情论自然与袁枚的诗学主张最为亲近。从共性的角度看,沈德潜与袁枚谈性情,都力主“真挚”。袁枚的“性灵”论思想是性情论的关键,一般而言,袁枚“性灵说”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追求个性的显现和性情的张扬。二是重视天才的因素和真挚的感情。在《随园诗话》中,袁枚常常以清真、天然、真挚论诗,他曾说:“诗贵清真,目所来瞻,身所未到,不敢牙牙学语,婢做夫人。”
又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只有这样,诗人的性情方为显现。本于此,袁枚论诗讲求“直寻”;讲求灵机;讲求才气。于是,他提倡直抒胸臆,如同《续诗品》中所言:“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唯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见文字。宣尼偶过,童歌沦浪。闻之欣然,示我周行。”
并且,他认为老气横秋的用典之作缺乏性灵,以致于淡乎寡味。他曾说:“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
由此出发,袁枚曾批评王士禛的诗歌刻意追求神韵之美,而沉醉于典故和修饰之中,阻隔了性情的抒发。反之,他对诗歌史上的性情之作都加以肯定,而不以唐、宋、元、明诗歌创作的时代先后为序纵论诗歌的优劣。他说:“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亦犹道者,人人共由之路,而宋儒必以道统自居,谓宋以前直至孟子,此外无一人知道者。吾谁欺?欺天乎?七子以盛唐自命,谓唐以后无诗;即宋儒习气语。倘有好事者,学其附会,则宋、元、明三朝,亦何尝无初、盛、中、晚之可分乎?节外生枝,顷刻一波又起。”
“此论中不仅指出诗歌无分唐宋的原因,而且指出诗歌并非学古模拟之作。于是,‘真性情’便成为一条红线而贯穿于诗歌发展史的长河中,同时具有了诗化哲学的味道。”袁枚的这些看法尽管略有极端之嫌疑,批评渔洋的声音也略显偏执,但这些见解也不无道理,毕竟诗歌以抒情为本,而学术以理智为根。而沈德潜也尤其欣赏诗歌的真情实感,在《说诗晬语》中他对于诗歌抒发性情的本质早已熟稔于心。他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又说:“情到极深,每说不出。”而且,在其他诗学文献中,他也曾以性情论阐释诗歌的微妙。如在《卞培基诗序》就曾说:“诗之自然,关乎性情。性不挚,情不深,不能自然也。”
因而,归愚亦提倡诗歌的真挚情感。同时,在他的诗歌评论中,他也非常看重真性情的力量,例如他非常赞赏杜甫诗歌的赤诚之美。他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庶往共饥渴’,千古情至语”,“身际困穷,心忧天下,自是希稷、契人语”,意思是杜诗之赤诚千古难寻。评《羌村三首》“先惊后悲,真极”,“字字镂出肺肝,又似寻常人所能道者,变风之义与?汉京之音与?”
意思是此诗虽为家常语,但字字发自肺腑,自然感人至深。由此可见归愚的性情论思想之概貌。然而由于诗论宗旨的不同,沈德潜之“性情论”与袁枚之“性情论”又存在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感表达的方式有所区别。沈德潜之性情,委婉中和;袁枚之性情,热烈直率。
二是诗学旨趣有所区别。沈德潜之性情,强调温柔敦厚的旨趣;袁枚之性情,强调真诚自然的旨趣;三是性情的侧重点有所区别。沈德潜之性情,侧重于指向经世致用的万古性情;袁枚之性情,侧重于果敢自如的个人性情。换言之,沈德潜论诗虽有重性情的一面,其云:“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
然而,他毕竟是清代格调派的代表人物,其诗论中的性情观与儒家诗教的精神内涵密切相关。他标举“温柔敦厚”的诗歌理论,赞赏杜诗的伟岸,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的要求,正如他所说:“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指矣。”
可见沈德潜的性情论思想与“人伦日用”、“古今成败”等有关方面的政教内容更为密切。他重视性情,与当时诗道正轨渐行渐远、诗歌的政教功能渐渐淡化的现实也紧密相联。他试图通过借助性情论的思想恢复诗歌的政教功用,使渐行渐远的诗道回归正途。所以,他反复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表达出对诗教传统的浓厚兴趣和迫切愿望,正如《说诗晬语》中所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
因而,沈德潜的“性情论”思想,与袁枚性灵派所重的“性情论”思想各有旨归。要之,袁枚性灵派提倡的主要是个性色彩浓厚的性情;而沈德潜格调论提倡的主要是皈依儒家情怀的万古之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