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沈德潜的格调论与性情论之间依然可以互通。而且,沈德潜的诗论中也常常将格调论与性情论融合起来。约而论之,大端有二:一是格调与性情并行不悖。沈德潜谈格调、谈性情、谈议论,常常折中其中的共性因素而融会贯通。如在《说诗晬语》中云:“诗贵性情,亦需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又云:“人谓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进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在《乔慕韩诗序》中他也曾说:“句不必奇诡,调不必铿锵,而缠绵和厚,令读者油然兴起,是为雅音。”
诸如此类的言谈表明:格调法则议论与抒写性情本无沟壑,作者只需把握其中的微妙罢了。二是万古之性情、雅正之性情并不排斥个性。沈德潜论诗尤其推崇诗歌作品中的性情与政治道德意义之间的关联,然而,他并非拘守一隅而不知个性情怀,他曾说:“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屣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爱国伤时。其世不我容,爱才若渴者,昌黎之诗也;其嬉笑怒骂,风流儒雅者,东坡之诗也。”
因而,沈德潜对于诗人的个性风格也是了然于心的。并且,在多种诗歌别裁集中,他也非常称道个体诗人的个性风貌。如在《清诗别裁集》中对清初“南施北宋”的诗风及性情就评价甚当,他评宋琬:“观察天才俊上,跨越众人,中岁以非辜系狱,故时多悲愤激宕之音。”由评论中,自可见出沈德潜的调和意味。
当然,正如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沈德潜倡言的格调与性情的协调乃是统一于“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之下。在既有性情、又有儒家精神的诗歌世界中,实现“兴观群怨”与“温柔敦厚”的有效对接,从而将个性鲜明的诗情附着上道德理性的色彩。所以,他在《缪少司寇诗序》中曾云:“世之专以诗名者,谈格律,整对仗,校量字句,拟议声病,以求言语之工。言语亦既工矣,而么絃孤韵,终难当夫作者。惟先有不可磨灭之概,与挹注不尽之源蕴于胸中,即不必求工于诗,而纵心一往,浩浩洋洋,自有不得不工之势。无他,工夫在诗外也。”
这个“诗外”即指人格道德修养,乃源于儒家传统诗学的熏陶。同时,他力图以“万古之性情”统领“格调之高致”,使格调论也符合儒家雅正思想的要求。于是,沈德潜在他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的指引下,使性情论与格调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一步步迈向他心仪的古典主义诗学的理想境界。
综上可以看出,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既包含了明代“格调论”的诗学理论,也吸收了王士禛“神韵说”的兴象风神,更融合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精华,使格律声调等形式要素、优美壮美等美学要素与抒发性情、复归雅正等内容要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既避免诗性抒发的空疏自赏,又保持诗学立场的中和稳健,使“神韵说”、“性情说”染上了“新格调说”的色彩,从而使他的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包容性,与清代诗学思想的融合趋势一脉相承。
四、文化内涵
诗学思想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是比较复杂的,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本文着力从社会文化层面入手,阐释“格调说”的文化意蕴。首先,从可观察的文化形态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实质与当时主流文化思想的价值取向相互照应。周知,沈德潜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且主要生活于清代最为繁盛的时期,即“康乾盛世”。
此时,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国力都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这一稳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为文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交流创造了有利的学术氛围,同时也为其文学创作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相对稳定和舒缓的环境。沈德潜深知,自清初开始,清代的帝王便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宣扬儒家文化,反映在文学领域便是积极倡导兼容并包的文学思想,尤其推崇唐代诗歌所具有的宏大气象。如参与编纂《全唐诗》的张玉书在其《御定全唐诗录后序》中曾论及康熙皇帝的文学旨趣,他说:“皇上天纵圣明,研精经史,凡有评论皆阐千古所未发。万机余暇,著为歌诗,无不包蕴二仪,弥论治道,确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极,而犹以诗必宗唐。”
从中可见康熙的文治之心。至乾隆一朝,文学思想更是显示出既传统雅正,又中和并蓄的趋向。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所言:“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
这些话尽管有夸大的成分,但足可显示出统治阶层力主“真”、“善”、“美”兼备的风雅取向。身处这样的时代,加之沈德潜御用文人的身份,他的诗学思想既传统又融合的特质就有了理论依据。从更广阔的背景看,沈德潜试图以诗歌选本的形式大力推崇以唐诗学为核心又兼容不同时期、不同诗体的文学理念,其实质也具有“调和”的色彩。如果说《清诗别裁集》含有沈德潜依循乾隆时期诗学思想旨意的话,那么《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和《明诗别裁集》的编选可以说更是显示出“兼善”的旨趣。这三个选本蕴含了沈德潜对历代诗歌浓厚的个人兴趣和编选倾向,对唐诗的编选主要展现了沈德潜对唐诗的喜爱和推崇;对古诗的编选是上续唐音,穷本知变;对明代诗歌编选、对明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主要彰显了他对明代宗唐诗学的反思、继承和发展。
根据《沈归愚自订年谱》中的记述,沈德潜在康熙、雍正年间,大部分的时间是进行讲学、科举考试和选本的编撰。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和《说诗晬语》的编写和著述,无论是康熙年间关于唐宋诗之争的喧嚣,还是仕途的举步为艰,沈德潜都没有改变其诗学理论的探索。起初编纂的《唐诗别裁集》是为了树立后人学唐诗的典范,确立儒家诗教的诗学理想,提倡雄浑宏大的诗学审美理想,以便带动清代诗歌的盛世之音。然后是《古诗源》中的追溯诗歌之源头,确立诗歌之本源,雅正的诗歌理论。到雍正年间进行明代“复古”诗学的思考,沈德潜认为在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弘扬唐诗风致的便是明诗。他编纂明诗选本的目的,不仅有利于探析明诗诗歌理论的发展,而且能够为清代人提供借鉴和经验教训。《清诗别裁集》便是沈德潜诗学理论的成熟展现。由此看出,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看,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与吴中地区的审美文化息息相关。沈德潜为江苏常州人,自幼深受吴中地域文化的熏陶。吴中地区被视为是历代文化发展的重地,因江南水乡而闻名。尤其是在唐、宋两代,吴中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当繁盛。吴中的地域特征不仅带给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清新秀丽的山水景致,而且也蕴含了冲淡深远、含蓄隽永的审美文化,进而形成其独特的清丽柔美、细腻温婉的地域文化。由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例如:宋代有范成大;明代有“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清代有顾炎武、叶燮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诗人对自然的感受和对自我生命的感悟,是孕育作家情感的基础,这使生活在此地的诗人在文学思想和创作中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沈德潜的文学思想同样蕴涵了吴中地区的文化特色,即:既有灵动的深情,又有厚重的人文色彩,从而将审美精神与儒家传统结合起来。同时,沈德潜学殖深厚,大器晚成,颇有自强不息的秉性。因此,冠之于他头上的“格调说”一方面附着了深厚的人文气息,另一方面蕴涵着清新淡远、含蓄隽永的美学特征,兼容并蓄,老成圆通,也就成为诗学之路的必然选择。
其次,从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构成可谓兼容成分有余,而创新成分不足。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圆形结构”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平和而中庸,理性而内敛。因而,沈德潜诗学思想趋于保守,趋于传统,实则是保守型文化心理的映照。我们可从实际批评和批评话语的组成中来分析“圆形结构”的内涵。
实际批评可用沈德潜的杜甫批评为例进行说明。沈德潜像诸多清代中前期杜诗学研究者一样,倾心于杜甫诗歌。在《唐诗别裁集》、《杜诗偶评》和《说诗晬语》中,沈德潜对杜甫诗歌进行了多纬度的实际批评。他的杜诗批评在宗旨上既强调杜诗的政治意义又突出杜诗的个人性情,在法度上强调杜诗的法度森严又指出须“以意运法”,在审美上更是同时推重宏大、壮烈和蕴藉的审美风格,体现出包容兼综的特点,概括而言,他的杜诗批评融格调、神韵、性情于一体。
表面看来,沈德潜杜诗批评的内容不得不说广大,视角不得不说多样,但只要联系清代中前期杜诗学发展的状貌便可以发现,沈德潜杜诗批评的核心内容并没有超越钱谦益《钱注杜诗》、王士禛杜诗批评的批评视阈,因而,他的杜诗批评也只能是“综合”各家批评内容的产物。
而批评话语的组成可用两种话语体系及一系列的关键词为例进行说明。沈德潜采取的批评话语有两种形式:一是儒家批评话语;二是审美批评话语。正如笔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话语分析》一文中所言,儒家批评话语力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主张“微而婉、和而壮”,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要求诗歌为维护统治利益服务。因此,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社会作用,强调文学经世致用的意义和提倡“温柔敦厚”的中和美学精神,是儒家批评话语最强的音符。沈德潜在文学批评话语中,对儒家传统的批评思想格外信奉。他常用“温柔敦厚”、“寄托”、“中和”、“风雅”、“人品”、“性情”等关键词来品评诗歌和诗人,他使用的是一整套符合儒家文学规范的话语方式。当然,沈德潜也会使用审美批评话语品诗论诗,如他诗歌批评中常出现诗风骨、超逸、清远、神韵、慷慨、沉郁、奇气、落落、高迈等术语,非常欣赏诗歌的深情高致,因而,他的审美情趣是毋庸质疑的。可是,他的审美批评话语是以遵循儒家批评话语为前提的,沈德潜的美学观并没有脱离儒家传统文学观的藩篱,儒家文学批评思想的基本精神、观念和情感指向并没有动摇,尽管他表现出对文学审美价值的由衷关怀。
因此,这两种批评话语的深层结构是传统的,也是因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