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就提出以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是为权力与和平而进行的斗争，这使得(国际)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其实，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参数，至少自古希腊始已经开始显现。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师承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当成人类最高的学问，并以研究人群之善为目的。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便转入探讨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民族或族群是当今人类社会基本的社群分类，民族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从未消除。

　　在民族国家依然主导国际进程的今天，对民族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权力关系的界定和厘清。国有国界而为国，国家边界的划定以权力为基础。在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或族群的边界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表面上变得日益模糊，实质上却强化了边缘界限而使得民族关系不断陷入僵局。必须予以重视的是，在国家权力中心的边缘，通常为陆地边界地带和少数族群聚居地带，仍然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呼声与行动。这成为研究民族国家相关问题的一个新思路。

　　陆地与海洋将整个世界分成不同的部分，民族与国家将整个世界分成不同的共同体形式。这种区分既由于边界而存在，又缔造甚至强化了边界的存在。在现实世界中，国与国、洲与洲之间都有明确的边界，这些交界地带通常被称为边疆。

　　边缘是比边疆更为宽泛的概念，体现出相对中心而言的弱势境况。文章中将重点阐述民族边缘境况的相关内涵，边疆概念自然也就包含在论述之中。边疆的存在为一个国家的生存设立了缓冲区，这个缓冲区客观上成为保卫国家的战略屏障。古往今来，边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国际政治中，边疆也是国家博弈的前线阵地。边疆处于国内发展现状的边缘位置，处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屏障地位，是国际政治格局的交界区域，三重境遇的汇合使得这一区域不可等闲而视之。在民族国家内部考察，边疆无疑是相对于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在国际、国内、历史、宗教、阶级等因素综合作用下，边疆边缘问题凸显出来，并成为困扰国家发展稳定的主要矛盾之一。但究其实质，边疆边缘问题并非单纯的民族问题，或者说不主要是民族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双重弱势境遇的叠加，使得边疆弱势群体被日益边缘化，现实的挫折与遭遇减弱了对国家的信任与忠诚，转而依靠自身族群、宗教等想象主体，寻求救赎与改变，直至实现自己的权力与权利诉求。而对于救赎的关注，从马克斯·韦伯已经开始，后学者如美国政治科学家米格代尔也曾提到启示和救赎在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中心角色。

　　文章将借助现代化理论、挫折-进攻理论、边缘化理论等思考范式，探析边疆边缘问题的实质与走向。

　　一、认同、边缘与民族主义

　　认同是一个比较虚幻的概念，但它与民族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边缘理论来看，没有外部挤压不会产生认同，没有边界也就无所谓认同，也就不会形成民族与民族主义，因此，身份的认同必然与外部挤压和边界有关，边缘地带正是这种挤压的受力区，边缘地带的民族在认同上会显示出复杂多元的一面。

　　从内在想象来看，民族认同源于群体内部成员的想象，从而建构起一致的拥有主权的想象共同体。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转变，是人们从分散状态到结群状态的转变，但是在农业社会，民族主义与民族是不大可能产生的，因为只有当现代国家整合了政治力量与文化单元，实现了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化之后，民族与民族主义才在国家建构之下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而现代化体现为市场经济的无孔不入。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竞争导致生存资源的日益紧张，加剧了各人类群体之间的频繁交往与争夺态势，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在竞争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天然居于弱势境况，不满、受挫与绝望就会造就反抗、冲突与暴力行为。

　　认同源于共同的遭遇。在亨廷顿的眼里，"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作出的努力".现代化进程加速了人群分化，拉大了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差距，尤其在强与弱之间形成了重大区隔。由于垄断的产生，强与弱之间的纵向流动变得更为艰难，弱者由于"弱势"这一共同遭遇逐渐累积起来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民族认同强化了弱势者们的自身遭遇与群体特征，使他们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将忠诚无条件献给亲缘意义上的族群(民族)与精神领域的宗教。一系列相似的共同的想象加速了群体的形成与凝聚，加之族群精英的权力动员，将权力置于权利(每个人的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地位，进而形成强大的边缘力量，以此向权力中心的国家讨价还价。市场经济在带来富裕的同时将人群撕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强大的组织面前显得势单力薄，在无法改变命运的境遇中，只能将对国家(或政府)的依靠与信任转交给所在群体(族群或宗教),并极有可能演变成强烈的族群认同与极端主义。在这些观念的号召之下，为寻求改变而发起抗争。

　　认同源于现实的审视。当身处边疆的族群发现自己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好，或者并不如居于中心地带的人们那样好时，基于周遭现实的审视与比较，他们倾向于两种取向：一种是归结为命运，认为一切都是天命安排，现实生活的艰难无法改变，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智慧有限，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这个时候他们倾向于"认命",安于弱势处境，深感自卑，从而形成主观上的弱势。另一种是客观情势，现实世界的不公平感，强烈的被剥夺感，客观环境所带来的挫折与限制。这种取向集中体现为"现实太黑暗",此种状态下，他们倾向于"拼命",拼了老命去抗争，以期改变自己的生存与生活境况，这时他们变成具有强烈愿望的能动者(agent).主观弱势与客观弱势的叠加造成并加剧了隔阂与冲突，造就了弱势的处境，也造就了分离与仇恨。其实，早在18世纪，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就论述了人类的两种不平等现象：一种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一种是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在边缘视角下，两种弱势境况正好是卢梭所论述之不平等的现实表现：一种是自然的或客观的弱势，一种则是政治的或主观的弱势。

　　考察中国现实，在国家体系中，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这些"区位因素"的叠加使得边疆地区的边缘境遇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某种必然，要解决好发展中出现的这类问题，边缘因素不得不加以考虑。而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的建构而言，边缘族群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台湾学者王明珂在民族边缘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着名的主题：历史心性。所谓的历史心性，指的是基于祖先历史的共同感受，即心灵上的认同，与社会环境相对应。在历史心性的人类生态中，人们应该尽量选择增进一体的民族认同，而不是诉诸"英雄"的历史叙事，从而造成弟兄民族的边缘化与民族隔阂(即兄弟阋于墙),这种边缘化也体现在资源的集中与差序分配格局中。

　　边缘成就中心。中国人"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共性来凝聚，凝聚他们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华夏边缘的维持".按照边缘理论，脱离了民族的主观认同，民族客观存在这样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同样，站在边缘研究的视角，民族概念的形成必须建立在接受优势群体或国家的族群分类概念基础之上，"并长期在此概念所造成的社会现实中"切身经历，民族的主观认同才能得以建构。

　　总的来讲，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赋予事业、时空等客观实在以认同，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一种植根于生存的共同体认同，表现为对家庭、民族、国家的皈依与忠诚。最起码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归属于一个愉快地认同的群体的欲望已经被看做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的需求：家庭、氏族、部落、社会等级、社会秩序、阶级、宗教组织、政党，最后是民族和国家，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这种基本需求实现的历史形态。也许这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形态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跟食物、住所、安全、生殖等需求一争高下的重要性，但是其中有些形态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而从柏拉图、波利比奥斯(Polybius)到马基雅维利、波舒埃(Bossuet)、维科、杜尔哥、赫尔德、圣西门、黑格尔、孔德、马克思及所有这些人的现代传人，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形态的历史演变。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持续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一个社会。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其周边群体的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与遵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群体的差异感，且经常夹杂着对自己以外群体的厌恶或蔑视;民族国家身份就可以据此作出解释并被赋予正当性。

　　因此，当人类社会面临日益增多的现代化问题时，当民族(族群)问题成为困扰民族国家生存与稳定的主要问题时，如何调和民族的认同、如何化解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思想等力量对国家团结稳定的撕扯，就成为重大而严肃的问题。

　　二、救赎：以宗教为主要皈

　　人类对自身救赎的寻求从未间断。无论是文学叙事，还是日常生活，人类在面对自然与神时都表现出某种原初的罪孽以及忏悔的冲动。"灾难和衰落---痛苦、疾病、贫穷、腐朽、衰落、腐败、自私等等是人类环境的固有部分，而救赎却满怀从这些苦难中解脱的希望。救赎许下了一个集体解脱和复兴的诺言。它不断唤起人们对世界反应，激起人们对失败的人类环境和启示所许下的不成功诺言的振奋的反应".正是救赎所给予的广泛希望在"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事实上，考察现实，那种"振奋的反应"与冲动比比皆是。

　　宗教是救赎的灵药与依归。宗教的产生，正是源于人类本能的恐惧、无知和敬畏。而宗教之所以风行数千年，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能为权力和政治所用。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甚至可以将不同宗教群体也称为"民族".基本上，各个宗教都必须刻画出一个(或多个)全体教众所忠诚皈依和敬奉的"神",对"神"的认同是最大最重要的认同。基于宗教的虚幻、神秘特征，在权力斗争中，各人类共同体就会操纵现实社会的不公与黑暗，以神灵的化身教化民众，号召以"神"的名义实现自身命运的改变、实现心灵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