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作为一门全新的课程,其教科书的编写更是备受重视,编者中不乏时政要人,如公共教育部长贝尔和斯蒂格(Steeg)、公共教育部总督学卡兹(Cazes)、初等教育督学居雷(Curé)和伯洛(Belot)、学区区长热拉尔(Gérard)、议员孔帕雷(Compayré)等,以及学界知名人士拉维斯、布鲁诺、百耶(Payot)、白约(Bayet)等。他们均在教科书前言中强调公民教育必须令学童形成“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的意识,突出团结互助思想,让学童知道“每个人的幸福都与其他所有人的幸福紧密相连”,从而为共和国培养“好公民、好工人、好士兵”。

　　从整体上看,各科教科书编者都致力于从爱国主义教育出发,逐步引导学童热爱一个特定的政体即共和政体,最后通过民族统一思想教育,树立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民族共同体观念。

　　首先,在爱国主义教育上,为了尽快引导法兰西民族走出战败阴影,实现民族复兴与崛起,编者们构建起一种独特的虽败犹荣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正面诠释民族厄运,浓墨重彩地书写法国历史上虽然战败但却未令祖国蒙羞的民族英雄。这一虽败犹荣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编者们集中刻画高卢、百年战争和普法战争三个时期的民族英雄,并刻意将这三个时期的民族英雄典范维尔森吉托克里斯、贞德和甘必大进行类比,赞誉大义凛然的战败者,斥责野心勃勃的侵略者。编者们强调:“甘必大那铿锵有力的言语震撼了法兰西,法兰西重新站起来了,崇高的英雄行为在各地涌现,爱国激情洋溢在维尔森吉托克里斯和贞德的故土上!”

　　“19世纪的法国会像14世纪的法国那样重新站起来的。”

　　教科书编者对民族英雄的侧重记叙有着深刻的用意。法兰西民族视高卢人为祖先,视百年战争时期为法兰西民族史的开端。歌颂维尔森吉托克里斯和贞德,就是在为法兰西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历史的基础。而法兰西民族在普法战争时期遭强敌入侵的历史与高卢和百年战争时期何其相似,民族的苦难史将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英雄串联起来,凸显出法兰西民族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传统。拉维斯一语道出这一虽败犹荣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旨:“通过向学童讲述祖国的苦难,通过在每一页纸上反复强调我们为德国的入侵所付出的代价,我希望在他们心中强化对祖国的爱。”

　　第二,编者们将共和制诠释为法国最佳政治体制,树立爱法国即爱共和国的观念。他们抨击君主制和帝制的弊端,突出民众在旧制度下的悲惨生活、等级社会的森严、专制王权的腐败以及两个拿破仑嗜战给法国带来的深重苦难等,引导学童思考大革命爆发以及共和制取代帝制和君主制的必然性。同时,他们列数共和制国家中人民所享有的各项政治权利,断言:“未来是属于共和国的……共和政府是卓越的民主政府”。

　　“共和制是最美好、最公正、最优秀的政府形式……共和国就是法国。”“惟有共和政府才能保障自由……惟有共和政府才能保障人民主权真正得到行使。”“在所有政体中,共和制显然是最公正、最明智、最和平、最合理的政体。”此外,编者们还尤其强调,共和制是法国人民自己作出的选择,学童应当“热爱法国自行选定的共和制”。

　　第三,编者们着力宣扬“法国人”的集体观念,努力建构包容全体国民的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公民教育教科书编者强调各地民众“全都是法国人,全都为建立这个伟大的民族贡献过自己的力量”,“都是同一位母亲即祖国的子女”。语文教科书编者指出:“各个省就像纷繁的花朵,难分高下,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最美丽、最宜居的国家,那就是我们可爱的祖国。”

　　历史教科书编者高度评价象征团结的结盟节:“这一天,来自各地的民众产生了兄弟般的情感,他们组成一个家庭,一个民族。”“这一天,所有法国人都忘记了旧日的仇恨,结成联盟,怀着对祖国、对自由的共同的爱,团结在一起。”

　　编者们还刻意淡化阶级矛盾,宣传互助互爱和勤俭致富的思想,突出共和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而民族分裂和内战则成为抨击的对象。编者们纷纷将高卢战败的根本原因归咎为高卢各部落的分裂,强调“一个民族最大的责任,就是在敌人面前团结起来”。

　　百年战争时期,法国两大封建派别勃艮第派和阿曼涅克派内讧,使得英军以少胜多大败法军的事件,也成为编者们经常援引的例证。巴黎公社引发的内战更是令编者们痛心疾首。“唉!德国人见证了这场兄弟相残的战争!看着吞没巴黎的冲天火光,敌人们在鼓掌!”

　　“一场内战当着普鲁士人的面爆发!”“法国政府在外族侵略者的眼皮下攻打巴黎,后者看到我们相互厮杀是多么的快乐。”

　　四、余论

　　在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制国家建构史上,普法战争无疑是一个关键事件。可以说,一方面,第三共和国政府从普法战争的失利中萃取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动力,另一方面,普法战争令法国民族主义,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皆以“祖国”和“民族”为核心价值,致力于爱国主义和民族统一的宣传和教育。“一个民族”和“一个法国”遂成为19世纪末法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而第三共和国时期尖锐的政体和阶级之争又令政治统一问题、社会统一问题与民族统一问题相互交融,愈发凸显出构建“国族”以包容全体国民的重要性。

　　在法国国民对民族以及国家的认同过程中,教育所起的积极作用令人瞩目。第三共和国之前的法国还是一个松散的民族共同体,第三共和国建立后,经过共和政府的不懈努力,法国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中教育功不可没。第三共和国教育改革者将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情感,构建超越狭隘的乡土情感以及政见、宗教信仰和阶级纷争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制国家定为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为此,他们有意识地对“法兰西民族”进行重新建构和诠释,不但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身上发掘巩固法兰西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因素,塑造同质性的国民文化,令民族成员形成统一的国家民族观念,而且还成功地发展了一种融民族情感与共和情感为一体的共和民族情感,树立起政治共同体意识,促成民族成员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整合即“一个民族”和国家整合即“一个法国”得以同步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同一性得以确立,法兰西民族成为“国族”,而国家则通过共和制度得到体现。

　　1899年,共和国凯旋塑像在民族广场揭幕,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正是共和情感和民族情感交融的集中体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彰显了全体法国国民对“民族”与“国家”的强烈情感,在法国政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后,无论是右翼的保守派、温和共和派还是左翼的激进共和派乃至社会党都在“保卫祖国”、“保卫法兰西”的口号下,要求法兰西民族实现全民族的“神圣联合”。民众踊跃应征入伍,连教士也不例外,妇女儿童也在后方投入夏收工作,以支持前方战事。此情此景与普法战争时期消极抗战甚至通敌的民众形成强烈对比。这印证了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汝尔·米什莱(JulesMichelet)的精辟论断:“政治的首要部分是什么?是教育。第二部分是什么?是教育。第三部分呢?还是教育。”

　　同时,这也是对费里等教育改革者视初等教育改革为“蕴涵了所有改革的改革”,“最重大的社会改革”,“最深刻、最持久的政治改革”的观点的最佳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