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汉语史领域，历史比较方法并不陌生，然而，就汉语史一般性研究，我们却看到一个致命的弱点：历史比较更多地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不是汉语史一般性研究，且远没有达到系统方法论的水准。以王力的“中古的语音系统”为例[1].“中古的语音系统”是中古汉语的语音标准，雅言的语音系统，即“切韵系统”.从理论上来分析，它是原发性特点与流变性特点融合的一种结果状态，是相对静态的语音研究，属于共时研究范畴。可是，这一研究结果并不充分，至少，我们还可以再做两个向度的延伸：一是基本概念的问题。例如：“四等”与“四呼”.王力认为：“‘四呼’是和‘四等’有对应关系的，而且比较适合于近代汉语的实际情况。”[2]那么，“四等”、“四呼”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本质差异?它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发音位置?它们的口形、舌位、喉部、气流、声调等等都需要有系统而科学的描写和界定。而更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则是：“中古的语音系统”是如何诞生的呢?具有什么样的形成依据呢?为什么在这个系统里“声调”、“声调调值”这两个看似不可或缺的概念就意外莫名地缺失了呢?为什么“书同文而不同音”在这个系统里偏偏就失语了呢?如此等等。没有充分的共时、历时研究做支撑，基本概念如“四等”、“四呼”便缺乏应有的成立理据。另一个则是辩证视角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中古的语音系统”并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至少历经了八个世纪的流程。这一相对的共时研究成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忽略时间流程中语音流变的绝对存在，无论是潜在还是显在，无论是突变还是渐变，无论是转瞬即逝还是绵延留存。或者说，以共时研究的视角，一切流变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恒定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求得语音价值、语音共存关系，重建“中古的语音系统”的一般原则，解释语音共时关系中的细节状态。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建的是雅言语音系统。当然，雅言从来就没有抗拒过语音的流变，流变是绝对的，也是必然的，或有规律，或无从预期。只有当我们对“中古的语音系统”进行深入的历时研究，寻求任意流变的语音可能存在的交替、类比以及由此导致的可能的结构变化，继而指认语音要素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这种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切断它的同一性，那么，“中古的语音系统”这一共时研究成果才可能因此具备基本的合法性，汉语史分期研究才可能因为有这样扎实的基础而呈现汉语本真。

　　汉语本身是一个统一体，它在流变过程中可能凸显阶段性结构规律，将相对集中表现汉语某些共性特征的阶段划作一个时期，具有较强的可操纵性，便于研究者的理论陈述，也更便于学习者了解。然而，归根结蒂，对于汉语本身而言，汉语史分期毕竟是外在的。就迄今为止的汉语史具体研究，我们似乎很容易受制于时间阶段的划分，在不知不觉中，让时间阶段划分遮蔽语言本身流变及其所凸显或所隐含的恒定特征。如果我们能够以开敞的方式，全面引入历史比较方法，或前瞻观点，或回顾观点，或两者结合，深入研究汉语的整个时间、空间流变过程，便可期待获得汉语系统流变的一般性规律。

　　二、汉语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历史比较

　　从理论上来分析，汉语史一般性研究需要在全球视野之下观照汉语系统，确立汉语系统在世界语言中的存在方式、存在地位，由此指认汉语系统与世界所有其他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的共性特征，从而发现汉语在语音、结构、词汇等各个分支系统流变的个性特征。

　　王力指出：“历史比较法是语言的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3],“……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用历史比较法，就是对汉藏语系诸语言作比较研究，那样做是大大有利于上古汉语的研究的，……关于上古汉语的形态学问题，也要等待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有了满意的结果之后，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1]尽管王力的主张是在汉藏语系统摄之下观照汉语，但仍可见出他对历史比较法的推崇。

　　以单位名词为例。王力指出：单位名词(量词)也是汉藏语系特征之一。大部分的汉藏语系语言(特别是现代的汉台语群)都具有单位名词[2].例如，汉语中的“个”、“只”、“粒”等等，越南语中相应的kai1(cái)，k?n(con)，hot(h?·t)等等。不妨按照王力的方法，在已有的语系理论框架之内，探寻汉语系统中单位名词的特征与规律。但在比较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汉语单位名词的缘起与流变。从已有的可考文献，我们可以观察到汉语单位名词本身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流变的过程，即从选择性到规约性。就先秦两汉典籍来看，汉语并没有形成单位名词的系统表现，例如：

　　负服矢五十个(《荀子·议兵》)。

　　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荀子·正论篇》)。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史记·大宛列传》)。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韩非子·五蠹》)。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庄子·逍遥游》)。

　　如果将魏晋之前看作是一个相对的时间区间，那么，从共时的路径，我们观察到：两种结构，即“数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完全处于并存状态。而在魏晋之后，则有两种结构凸显，即“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而“数词+名词”仍有残存，单位名词由此逐渐成为汉语系统中的规约，例如：

　　邺城毁五层佛图(《魏书·世祖纪》)。

　　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魏书·世祖纪》)。

　　印有三字，为龙鸟之形，要妙奇巧，不类人迹，文曰“旱疫平”(《魏书·世祖纪》)。

　　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洛阳伽蓝记》卷一)。

　　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洛阳伽蓝记》卷二)。

　　短梦惊回，北窗一阵芭蕉雨(《刘敏中·点绛唇》)。

　　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武经七书·唐李问对》)。

　　就汉语研究汉语，便无从知晓所得出的结论究竟是汉语的个性特征还是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征。至此，我们可以走出汉语，进入所谓“汉藏语系”.从汉藏语系内部出发，是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在“汉藏语系”语言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种类语言有着各自的结构，主要表现为三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单位名词+)数词”,“名词+数词”,且明显有别于汉语结构，例如：汉语的“两个人”,彝语是tsho33?i31ma33(人+两+个)，土家语是no55ne55xu21(人+两+个)，羌语是m?33?i55l?35(人+两+个)，景颇语是mǎ31?a31mǎ31?ai33lǎ55kho?51(人+个+两)或者mǎ31?a31lǎ55kho?51(人+两)，门巴语是so55?o13?ik13tsi?55(人+两)，等等。

　　由此，我们观察到“汉藏语系”所属语言之间在单位名词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必要指出，就目前的语系研究成果来看，“汉藏语系”本身存在诸多根本性的问题，相对于它属下的诸多种类语言而言，它显然只是外在的强加。而更为科学又符合语言事实的路径则应该是：在“汉藏语系”获得充分论证之前，不拘泥于所谓的“亲属关系”,打破已有的语系理论框架格局，在不同的语系之间、不同的语群之间、不同的语族之间、不同的语种之间建立结构性的链接，展开历史比较，从而获得对汉语单位名词的一般性指认。

　　在世界语言范围内稍加比较，便看到各样不同的结构同时存在，例如：南岛语系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的马来语结构为：“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如tigaorangpolis(三+位+警察)，tigabuahrumah(三+座+房子)，tigabijicawan(三+只+杯子)，tigaekorikan(三+条+鱼)。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西部语支的波斯语结构为“数词+(单位名词+)名词”结构，如seketab(三+书)或者se?eldketab(三+本+书)，selivanab(三+杯+水)，sekilogusˇt(三+公斤+肉)。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部语支的德语结构为“数词+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名词”,如dreiBücher(三+书)，dreiTische(三+桌子)，dreiTassenWasser(三+杯+水)，dreiKiloFleisch(三+公斤+肉)。至今仍无宗亲归属的日语结构则为：“数词+单位名词+的+名词”,如：三册の本(san-satsunohon,三+本+的+书)，三人の警察官(san-ninnokeisatsukan,三+位+的+警察)，三轩の家(san-gennoie,三+座+的+房子)，三匹の鱼(san-bikinosakana,三+条+的+鱼)，三キロの肉(san-kirononiku,三+公斤+的+肉)，三杯の水(san-bainomizu,三+杯+的+水)。由此可见，单位名词不只是汉语的一个特征，也不只是所谓“汉藏语系”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能够就“单位名词”将汉语放置在世界语言之中进行共时、历时比较，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那么，汉语中“单位名词”必将获得全面的描写与解释，并为汉语系统流变的规律提供足够有力的支持。

　　再以王力的结构研究为例。王力指出：主-动-宾的词序，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词序[1].这在迄今为止的汉语研究界都是毫无争议的。他举证海南保亭黎语、越南语等，通过比较，指认它们都与汉语的词序一致，并认为从宾语的位置上来看汉语和侗傣苗瑶比较接近，是有充分理由的[2].此前，他特别在脚注中指出：因此，我同意契科巴瓦教授的看法，把汉藏语系分为两个语群，即汉台语群和藏缅语群[3].

　　对此，我们似乎首先需要思考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词序?第二，以宾语的位置来判断汉语与“汉藏语系”中其它种类语言的亲近程度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