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序首先是一个语音序列，也是语言组织的形式结构，它的价值就在于表达思想，换句话来说，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个语音序列、这个形式结构呈现出来。例如：是这个女生给的那束玫瑰花/是这个女生给那束玫瑰花的/那束玫瑰花是给这个女生的/那束玫瑰花是这个女生给的/那束是这个女生给的玫瑰花/那束是给这个女生的玫瑰花/给那束玫瑰花的是这个女生/显然是完全相同的语词，却因为词序的不同而传达不同的思想或细微的语义差异。也就是说，汉语系统允许多种词序的相对存在，其根本则在于：思想选择词序。词序是对人类思维方式及心理选择的深层表达，应当说，是我们的思想使得我们的汉语词序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每一个词语都具有参与语音序列或形式结构的能力，而这个系统同时又赋予它相对自由的结构能力，使得同样的词语可以有多种可能的序列，这恰恰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自古至今的汉语词序便是佐证，例如：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始计》)。

　　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官分文武，唯王之二术也(《尉缭子·原官》)。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间世》)。

　　正说之间，只见几个小丫头并老婆子忙忙的走来，都笑道：“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我们都不认得;奶奶姑娘们，快认亲去。”(《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贾母道：“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连饭也不顾吃了。”(《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探春笑道：“你们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宾语的位置来判断汉语与“汉藏语系”中其它语言的亲近程度是否有效?这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把词序“主语+动词+宾语”看作是汉语及“汉藏语系”中部分语言所独有的区别性语言特征。不妨把研究视野扩大到世界语言范围，以便获得更多的视角、更多的数据。结果我们看到，具有“主语+动词+宾语”词序的语言种类在各个语系中都有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词序广泛分布于世界语言之中，例如：

　　努佩语：egi-zìgíy?k?tòn?k??.(孩子-们+吃+鱼+和+肉)

　　马来语：Andajumpabukuini.(你+找到+书+这)

　　巴斯克语：Aitakabzuenfabrikeaundi.(父亲+拥有+工厂+大的)

　　法语：Vousconnaissezmonpère.(您+认识+我的+父亲)

　　荷兰语：Ikschrijfdebrief.(我+写+信)

　　意大利语：Parlaitliano.(说-第三人称单数+意大利语)

　　波兰语：Nielubigotowac.(不+喜欢-第三人称单数+烹饪)

　　英语：Ilovepoetry.(我+喜欢+诗歌)

　　以汉语以外的语言为参照，只稍作比较，我们便看到“主语+动词+宾语”不是汉语或“汉藏语系”中部分语言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那么，以它作为标准判断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似乎有牵强之嫌。我们或许可以尝试观察各个种类语言有怎样的结构组织和思想表达方式，通过历史比较方法，找寻更多的语言事实以及语言所赖以生存的语音及心理数据，由此获得语言结构的一般类型，而后再反观汉语，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不仅仅有汉语的结构特点，更有汉语区别性结构特征。

　　论及汉语系统与其他语言系统的历史比较，钱大昕(1728–1804)是成功的开拓者。他指认：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1].并举证：古读“文”如“门”,古读“弗”如“不”,古读“方”如“旁”,古读“封”如“邦”,古读“无”如“模”,古读“房”如“旁”[2].而他的研究恰恰来自历史比较，他选择了梵语作为参照系，如：梵书入中国，翻译多在东晋时，音犹近古，沙门守其旧音不改，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3].虽然吠陀三声与汉语四声的形成并没有显在的、直接的勾连，但正是由于吠陀三声的启示，我们的先人指认了汉语中实际存在的声调，并将汉语中的声调归为四声，由此获得对汉语语音策源的本质认识，这才有了历代研究者关于四声看似不同的指认，如王念孙(1744-1832)和江有诰(?-1851)认为古人实有四声;段玉裁(1735-1815)认为古人没有去声;黄侃(1886-1935)认为古人只有平入两声，这与段玉裁的观点没有冲突。黄侃所认为的“平声”实际只是一个大类，倘若细分，则与王念孙和江有诰大体一致。这之后，有陈寅恪(1890-1969)的《四声三问》[4],有饶宗颐(1917-)的《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5]等等，他们同样采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足见吠陀三声作为参照物彰显了汉语四声的研究。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更多地用在了汉语语音研究，并没有与结构系统、词汇系统有机结合起来，也便没有真正系统地进入汉语史的一般性研究之中。只有当汉语系统与其他语言系统的历史比较是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汉语史研究才有望获得重大发现。

　　三、汉语系统在空间上的收缩与扩展

　　我们现在所称的“汉语”是一种自发的语言，它在诞生之时便是特立独行的。在数千年的流变过程中，它在空间上不断地收缩、扩展，不仅发生了自身的裂变与融合，吸收了其他种类语言要素，同时也将自我系统内部的语言要素延伸到其他语言种类。但是，所有这些流变都不曾对它作为独立统一体而存在构成任何颠覆性的影响。

　　在汉语史一般性研究中，“外来语”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它似乎局限于“借词”,对于汉语史一般性研究，它显得过于薄弱而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们可以引入历史比较，从三个角度，即汉语在空间上的收缩、汉语在空间上的扩展以及汉语在空间上的回流等研究汉语的流变过程及规律，以此彰显汉语系统的基本特性。

　　汉语在流变过程中不断遭遇外来语言要素的侵占，形成空间上的收缩，而这些语言要素一经侵入，便以各样的姿态存在于汉语系统之中。以词汇为例：自汉代以来，不断有来自西域、南亚、东亚乃至世界各种语言的要素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入汉语，在汉代，伊朗语sar?(狮子)进入汉语而成为“师”(北魏的“狮”);在汉代之前，梵语vel·ūriya(玻璃)经由亚细亚进入汉语而成为“璧流离”;汉代爪哇语的jambi(槟榔)进入汉语而成为“仁频”、“仁宾”,几乎同时，马来语pinang(槟榔)进入汉语而成为“宾桹”;元代蒙古语jam(站)和jamcˇi(驿站管理员)进入汉语而成为“站”、“站赤”驿站。以结构为例，汉语“主语+有+动词+宾语”的结构成为英语结构“主语+have+动词(过去分词)+宾语”的对应，如：“我有见过他”,“我有吃过早点”,强势挤压汉语原有的结构“主语+动词+宾语”,“我见过他”,“我吃过早点了”.再有一例，汉语“是时候+(主语+)动词+宾语”的结构是英语结构“It'stime(是时候)+主语+宾语”和“It'stime(是时候)+to+动词+宾语”的对应，如：“是时候我们自己创业了”,“是时候动身了”,强势挤压汉语原有的结构“(主语+)该+动词+宾语”“我们该自己创业了”,“该动身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尝试全面关注汉语向其他语言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同时关注汉语在空间上的收缩与扩展。汉语在空间上的扩展，即汉语侵入其他语言系统之中。例如，汉语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不断地波及东亚、南亚，甚至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汉语作为声音符号系统，其中部分要素已经进入朝鲜语、日语、越南语、苗语、缅甸语以及欧洲各种语言而成为它们各自语言体系中的部分构成要素。例如，隋代(602年)汉语随佛经进入日语，“华”(/ka/)是古汉语“华”的对音，“心”(/s?n/)是古汉语“心”的对音，“経”(/kj?/)是古汉语“経”的对音，“観”(/kan/)是古汉语“观”的对音，“自”(/z?/)是古汉语“自”的对音，“行”(/gj?/)是古汉语“行”的对音，“深”(/s?n/)是古汉语“深”的对音，“时”(zi)是古汉语“时”的对音，“见”(/ken/)是古汉语“见”的对音，“空”(/k?/)是古汉语“空”的对音。又如，苗语原本只有十二个韵母，由于汉语扩展进入，中国境内的苗语已经增至二十二个韵母，并且添加了一个声母/w/.几乎与此同时，汉语将声母/f/扩展进入哈尼语。壮语原本只有“中心名词+限定名词”结构，因为汉语结构“限定名词+中心名词”扩展进入，壮语因此两种结构并存。此外，还有一种汉语流变现象不容忽视，即汉语在空间上的迂回运动。汉语语言要素先期进入其他语言空间，而后又回流到汉语之中。例如，古汉语“経济”以“经世济民”之意进入日语，却以英语economy(经济)之意从日语返回汉语;古汉语“大风”进入英语成为typhoon,却以“台风”回流;古汉语“劳働”以“劳驾”之意进入日语，却以英语labour(劳动)之意从日本回流。

　　指认汉语在空间上的收缩与扩展，这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追问这些现象发生的语言学理据，追索汉语在时间和空间多个向度的延展路径，从时间和空间，从历时和共时，从语音和文字，从同化与异化等等多个方向、多个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例如，可以对外来语言要素侵占时期的汉语系统与来源语言系统进行系统的比较，全面指认外来语言要素，包括语音、结构、词汇，追索外来语言要素在汉语及本土各自的历史过程，厘清汉语对比邻区域语言及其他语言要素可能的模仿、同化以及排斥，由此加以音义、结构比对分析，绘制出外来语要素的时间流程图和空间地理图。同时也可以考虑用同样的方法对汉语所进入的不同种类的语言进行相关语言要素音义、结构的比对分析，而后加以构拟。还可以观察汉语语言要素回流路径，它们的运动轨迹及音义变化都可能成为认识某一时期汉语的重要依据。以历史方法获得的研究结果为参照，从又一个角度凸显汉语在空间上收缩与扩展的规律及特性，形成对汉语系统流变规律的一般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