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传世的书面文献音系的结构进行分析归纳，大致可分三种类型：第一，记录实际语音的，例如《六音字典》、《徐州十三韵》、《万韵书》等明清方言韵书;第二，因袭前代语音体系而成的，最典型的是《切韵》系韵书，虽然后世不断修订、增补，但是语音系统与《切韵》还是基本一致;第三，语音体系具有综合性，既可以是同一时期不同方言的综合，如《李氏音鉴》;也可以是古今音系综合，例如《洪武正韵》;还可以是人为设置音类，例如徐孝《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设有“有形等韵”和“无形等韵”(张玉来1998)。前两种书面文献的语音系统是“单纯性”的，而第三种则是“复杂性”的。“复杂性”文献音系即“存雅求正”的书面文献音系，①其音系特征可总括为三个方面：历时持续性、共时参差性、跨时共现性。

　　所谓“历时持续性”是指，某一种语音特征在书面音系中曾经存在，但在实际语言中已经演变或消亡，“存雅求正”的文献往往将其保留。“历时持续性”与着述者的学识、经历有密切关系，直接体现着述者本人审辨语音的能力。个别近代汉语书面文献保留全浊声母，是“历时持续性”的典型表现。初唐汉语书面音系中止摄支、脂、之的分合，也是此类代表，如表2②：

　　根据麦耘(1999)的研究，隋代诗文用韵显示“脂、之关系相当密切，但不合并;支与脂、之更是分开”,也就是说，晚至隋代，支、脂、之三分还是书面音系的重要特点。从文献资料的反映来看，隋和初唐是书面音系支、脂、之三分和二分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阶段。总体来看，隋代是支、脂、之三分占据上风，而脂之合并已然出现，但在初唐之后方始出现盖过三分势头。作为书面音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内容，支、脂、之三分在初唐仍具有重要地位，《汉书音义》、《窥基音义》仍旧将其记录在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特定的书面音系特点将会逐渐消失。例如《晋书音义》、《五经文字》、《韵诠》、《慧琳音义》等唐代后期文献就没有支、脂、之三分的记录了。

　　所谓“共时参差性”是指，同一时期的书面音系对同一时期实际语音特征的描写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时期找不到两个完全一致的书面音系系统。“共时参差性”与共同语缺少标准音、作者的方言背景、审音能力、编撰目的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共时参差性”与“历时持续性”相互交错，就使得书面音系呈现千姿百态的面貌。下面列出有关书面音系的语音特点：

　　上表所列出的是隋代和初唐七家音义文献中差异较大的语音特点。除了表中列出的语音特点外，诸如舌音分化、匣云不混、三四等有别、重纽对立等语音特点都表现出一致性，这些趋于一致的特点，表明了当时语音中实际存在、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语音现象。综合来看，各家音义之间有同有异，可以这样说，“存雅求正”的文献都包含着实际语音，然而只能反映出实际语音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

　　上述列举的7部韵书，一般认为《古今韵会举要》主要反映的是元代的读书音系统。《元声韵学大成》是反映明代吴语特征的韵书，虽然濮阳涞自己认为“元声既得，质鬼神证古今，亦庶乎其不差矣”,但它反映吴方音的成分很明显。《中原音韵》主要是“求正”的，同时有作者“存雅”的因素。《洪武正韵》是“存雅”较彻底的韵书，只有少部分的“求正”成分。《韵略汇通》则既“存雅”不彻底，“求正”又不够，是典型的作者审订的“普通话”.《韵学集成》虽然也反映了一些吴方言的特征，比如寒山分立、姜江分立等，但是掩盖不了它里面的“存雅”、“求正”的成分。《青郊杂着》反映的是河南范县方言，其中也有部分照顾传统和自己审定的成分。

　　所谓跨时共现性，是指同时代的文献甚至同一部文献的音系可以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特征。如《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可以算是同时代同类型文献，它们所反映的韵部特点、重纽对立、全浊声母现象等显然不是同一音系，应该是前代时期的成分，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共同语语音特征的叠加。又如，《洪武正韵》是单一文献音系的代表，但它内部同样有前代语音现象的叠加。跨时共现性需通过对比才能发现，仅作静态分析，就不能发现它真正的语音史价值。

　　我们在相关文章中已经论述到书面音系复杂性的缘由(张玉来1999;耿军2013:15)，这里再简略提出，将“存雅求正”理念完整阐述。首先，共同语缺乏明晰的标准音，使得着述者没有共同认可的参照标准，因而制作出了模式不一的语音系统;其次，强烈的“正音”观念，使得他们追求创造一种通行五方的语音系统;再次，实用主义的心理，让古人力图构建既立足现实语音，又照顾古音类别的系统;第四，着述者的方言背景，在他们制作书面音系时也有一定影响。最后，还要指出的是，书面音系的构建与汉字拙于表音也有密切关系，将某一个或某一类字调整位置，纵使读音有变，也不妨碍读者对字(词)义的理解。

　　五、“存雅求正”应成为审视文献音系的研究视角

　　利用历史文献进行语音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汉语语音的发展。历代实际语音的情况直接反映在文献资料里，同时代历史文献音系特点的龃龉，也许正是历代汉语语音存在差异的表现。

　　由于文献材料记载的书面音系具有复杂性，利用历史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既要做到客观全面描写语音特点，也要做到从文献材料中紬绎出与汉语语音演变紧密关联的语音现象。从研究的角度看，“存雅求正”可以是达到后一目的的有效研究理念。“存雅求正”作为一种研究理念，用来分析书面文献音系时，从操作上来说，需从书面音系“存雅”与“求正”的状态入手，通过分析同时期的多种语音文献，提炼出共同语的主流特点，在把握住主流特征之后，再以此为枢纽，反观其它文献的种种现象，辅以其它文献材料，经比勘互证，就可确定哪些特点是“存雅”,哪些特点是“求正”,将文献音系中的“雅”与“正”剥离，以构建清晰的语音演变脉络。

　　先以上文所列隋、初唐音义文献的相关特征来略做分析说明。从方言背景上来看，《颜氏家训·音辞篇》中很早就指出南方人从邪、船禅有相混现象，《文选音决》的作者公孙罗是南方人，声母从与邪、船与禅都没有差异，在北方籍学者的着作中从邪、船禅判然有别。从审音的角度看，南方学者从邪声母的读音表现饶有趣味：同为南方人的陆德明、曹宪能够区别从、邪两声母，而公孙罗则不能区分。这一表现自然不能从方言背景的角度来考虑，而应该从审音角度来探索。公孙罗师事曹宪，二者闾里籍贯相同，不可能出现同一方言两属的现象，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审音有别。沈建民(2007:58-62)结合《经典释文》首音和又音，考辨出陆德明能够区分从邪;曹宪也能区分从邪二母①。不过，陆德明和曹宪从邪相混的例子远多于区分的例子。这正是由于审音理念不同造成的：对于陆德明、曹宪而言，从邪有别正是“正音”的特点，但是在他们的方言中从邪又难以区别，所以导致很多字他们无法区别其声母归从还是归邪。

　　当然，时间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例如开口山、删韵系阳声韵的读音，《玉篇》、《经典释文》、《切韵》等文献中，两者均不相混，但在初唐时期只有《窥基音义》区分，而《窥基音义》的区分是因袭了《切韵》。山删开口阳声韵合并应当看成是历时演变的结果。

　　《蒙古字韵》、《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是《中原音韵》、《古今韵会举要》之外，反映元代语音的韵书文献，这两部韵书语音的特点大体为②：

　　《蒙古字韵》、《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古今韵会举要》、《中原音韵》等四部韵书都是反映元代语音的文献，但是它们之间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别。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知道《中原音韵》主要以反映实际口语音系为目标，更符合近代官话语音演变的主流特征，以《中原音韵》为坐标，我们可以审视《蒙古字韵》等文献的“存雅”与“求正”.

　　关于“全浊声母”问题，《蒙古字韵》、《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古今韵会举要》都保留了全浊声母，《中原音韵》却全浊清化。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当时存在全浊声母。早期文献如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南宋孙奕《示儿编》、《九经直音》就已经出现了全浊清化的迹象。而且《蒙古字韵》等文献内部就存在“全浊清化”的迹象，同时代的对音译音如《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也有清浊对译现象：“额宾：ebin,迭不思格儿：debüsger”.我们将这一现象做动态考察、共时比较，就可以确定保留全浊声母是《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等文献“存雅”的表现。

　　中古《切韵》音系中有重纽对立，《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兢兢谨守中古重纽的对立情形，与其韵图格局有密切关系。《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也存在重纽对立，两者重纽对立特点是：重三与纯三等混，重四与纯四等混;重纽对立多数出现在见组字。不过这种重纽现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立，而是韵书维护旧有音系格局的表现。根据已有研究可知，早在中唐时期，《切韵》的重纽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慧琳音义》中就显示重纽对立现象为重三与纯三等混，重四与纯四等混。这种历史上存在的语音特点，被《蒙古字韵》等后世文献保留，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元代语音的现象，而应该说是元代文献保留了前代语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