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无论从理论内容还是从理论形态的精湛程度看，“都堪称是一部优秀的彝族古代诗学著作”，其对彝族诗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民族中国文化史上长期的族群发展及交往中，少数民族诗文论一方面有跟汉族诗文论相通之处，一方面也保持自身独具特色的话语系统，对其异质性特征我们理应尊重。在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中，读者可以看到“风”、“骨”等范畴的使用，但其美学含义别具，如论诗歌之“骨”云：“诗文要出众，必须有诗骨，骨硬诗便好，题妙出佳作。”“诗有诗的骨，诗骨如种子，种子各有样，各样种不同”。“写诗抓主干，主干就是骨，主骨抓准了，体和韵相称。”这彝族诗学范畴之“骨”是以彝族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根骨”意识为基础的，具有本民族话语系统中的美学涵义，若是不加分辨地简单套用汉族诗学范畴之“骨”去解读，难免错位。又如，布麦阿钮《论彝诗体例》中的“诗中各有主，主体各不同。题由主所出，骨肉连相紧”，这“主”、“题”两个范畴也不同于人们寻常所见，前者乃指主干、主体或主脑，即诗歌中所写的客观对象或事物（如咏山则山是主，咏水则水是主），后者则指题旨、题目或题材，即由此对象或事物所生发出来的情感、意向、行为及情节、意义等。至于阿买妮讲的“诗有多种角，诗角分短长”、“韵协声调和，诗角更明朗”（彝族格律诗中的“三段诗”分为三角：首段叫头角，二段叫中角，末段叫尾角），这“角”就更是彝族诗学的独特范畴。此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晚唐司空图的《廿四诗品》以诗歌形式评论诗歌而被学术界称为“后设诗歌”（metapoem），看看阿买妮等人撰写的诗歌理论著作，其跟这种以诗论诗的“后设诗歌”在体式上不也有某种接近、相通之处么？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女性声音，不仅仅见于上述。明清之际，山阴女子王端淑编辑四十余卷《名媛诗归》，并且对所录作家分别以优美文字进行评点，便向我们提供了女性作为文学批评家现身说法的历史信息。 清代中期，江苏如皋女子熊琏著有《淡仙诗话》四卷，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对其“诗本性情”的真情立诗观就深表赞赏。出自女性之手的诗话类书籍，尚有沈善宝的《名媛诗话》、金燕的《香奁诗话》、陈芸的《小黛轩论诗诗》、杨芸的《古今闺秀诗话》等等，这些著作对于保存、传播和研究女性文学尤有重要价值。再如堪称清代“文学娘子军”的随园女弟子，才学兼备、能文擅诗，不但以其让人刮目相看的诗歌创作壮大了“性灵派”阵营，而且在诗文论方面也不乏见地，如金逸称“读袁公诗，取《左传》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随园诗话补遗》卷一〇）；王倩仿司空图以诗论诗云“句一落纸，已滞于形，存乎诗先，灵台荧荧”（《论诗八章》）；归懋仪以诗论文曰“文章亦一艺，功因载道起，天籁发自然，名言醞至理”（《拟古》）；席佩兰对比诗名与功名，有“君不见杜陵野老诗中豪，谪仙才子声价高。能为骚坛千古推巨手，不待制科一代名为标”之语（《夫子报罢归，诗以慰之》）；骆绮兰从女子“身在深闺，见闻绝少”而“又无山川登临，发其才藻”出发，反思了“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的社会现实（《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还有出自这些女子笔下的各种论诗诗（如席佩兰《与侄妇谢翠霞论诗》）、评戏诗（如潘素心《题〈长生殿〉传奇》）、题画诗（孙云凤如《题席佩兰女史拈花小照》），凡此种种，均值得我们留意。事实上，女性对批评界未必全然陌生，有学者在分析清代女性写作中完颜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例言》时指出：“这些东西告诉我们，妇女们非常通晓当时人们论辩中的概念，并使用它们作为自己评论文学、刊行作品、编选文集和执笔写作时手中的武器。
诸如此类，涉及诗学、词学、剧学等多方面，我想今天的文学史论研究者再没有理由视而不见。拨开千载缭绕的云雾，超越单一性别视野的局限，用心去发掘被遮蔽的女性文学批评资源，追寻历史上女性文学批评的声音，将历朝历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言论搜集起来、整理成书并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整体还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真实面貌。
古代中国文学史上，原本在女性写作中就不可多得的女性批评，因种种缘故多有丢失或被遮蔽。汤显祖时代，有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尤其酷嗜《牡丹亭》，不但悉心捧读，而且饱研丹砂，蝇头细字，密密批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这个闺中女子“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乃至为丽娘故事“惋愤而终”（事见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张乃汤显祖同时代人，彼此多有书信往来）。《牡丹亭》剧作者得知此事后，动情地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诗云：“昼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娄江乃今江苏太仓，聪秀的俞家女子以心血批注的《牡丹亭》，不见传本，甚是可惜。为此，清代顾姒叹曰：“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惜其评论，皆不传于世。”（《三妇评本牡丹亭跋》）历史上，导致女性从事文学批评者有限以及女性的批评“不传于世”的因素甚多，但下述两点，无疑与男性中心社会的抑扬有关。
一是对女性才能的怀疑。女性才能在男性化的历史叙述中，向来是一个令人疑惑的存在。有两句流行的话从正、反两方面指证着这点：一是贬语“头发长，见识短”，这是对女性才能的直接否定；一是褒语“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以表面褒扬方式来达到对女性才能的间接否定。在男主女从社会中，男子垄断文化而女性不得染指被视为天经地义，“通文墨”从来属于男性专利，那是他们立身处世、闯荡天下、入仕求官、光宗耀祖的“敲门砖”；这“砖”对于家门内“从父”、“从夫”乃至“从子”的女子们当然用不着，古语所谓“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即是这种现实写照。连身为女性的汉代班昭在《女诫》中也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准此，“妇道无文”，远离文章远离写作是女儿家的本份。生来“弄瓦”的女子命定该在家中成天围着灶台转，她们除了做“懵妇人”（如冯梦龙抨击“无才是德”时所言），还会有多大能耐呢？中国古代文艺史上，尽管也有像陶贞怀这样的女作家在《天语花》自序中就弹词创作发表过“感发惩创之义”的文艺观点（这种观点不比那些高谈“文章乃经国之大事”的男儿们差），但总的说来，在性别观念刻板化的世俗眼光下，即使有不寻常的笔墨或言论出自“第二性”，也往往影响范围有限，更有甚者，还会被疑心为另有暗中捉刀之人，如清凉道人《听雨轩赘纪》中所言。有感于此类现象，高彦颐谈到中国古代女子剧评时指出：“《牡丹亭》的读者和评论者是经常受到怀疑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最初便是出于谈则的谦逊，而在其丈夫吴人的名义下于私人间流传的。重新在三妇名下发行，便遭遇到了不信任。吴人为三妇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辩护，但也承认拿不出书面证据。他解释，在两次不同的偶然事件中，陈同和谈则的手稿都毁之一炬。厌烦了对三妇文字真实性做无休止的辩解，他便听任了永远不能说服每一个人这样的事实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