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方面的第二个尝试是企图综合上面讨论过的狄尔泰哲学的解释概念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他认为这两种学说分别看到了文本解释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但他们各执一端，结果蔽于大体。利科认为，一个新的文本解释概念应当在综合了上述两种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方可形成。利科将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与狄尔泰的解释概念视为仅只分别构成了文本解释概念中的正题和反题，而他的任务则是要在新的基础上找出它们之间的合题。应该说，利科把对文本的阅读和解释的本质理解为文本－读者的“自得”的说法正是这一综合意图或寻找合题的意图的体现。 

我们不妨从下面两个角度来理解利科关于文本阅读与解释乃是文本－读者“自得”的说法。第一，在存在论上，文本一方面由于其内在具有的“间距性”性质，会始终保持着自在自主、独立不羁的性格。但另一方面，由于读者的始终“同在，”文本不断生发“向外”的冲动，即有要求被解释，要求其意义得到实现的“渴望”。这样，它也就不再有在结构主义那里出现的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封闭性、内在性以及纯粹形式性的特征。相反，在阅读中，它自身得以不断的开放和更新。所以， 利科说： 

假如阅读可能，那么这确实就是因为文本不是自身封闭的，而是对外向着他物开放的。在任何条件下，阅读都是将一段新的话语连接在文本的话语之上。这一话语间的连接现象就表明，在文本的构成本身中存在有一种不断更新的原创能力。这一不断更新的原创能力就构成了文本的开放性特点。解释就是这连接与更新的具体结果。[19] 

"Appropriation" 是我对德文术语“Aneignung" 的翻译。【德文动词】"Aneignen"的意思是说将原先“异己的”变为“本己的”。依照这个词的内涵，全部解释学的目标就是要同文化间距与历史异化作斗争。[20]       

这两段话的意思说的是读者的阅读解释活动不单纯是认识论上的文本意义的发现活动，它首先更是存在论上的文本意义的参与创造。这一创造过程包括克服异己，从而达到属于自身的东西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利科理解“自得”概念。所以他说，“自得”就是在这种通过阅读的参与创造过程中，读者“更好地理解自身，不同地理解自身，或者刚刚才开始理解自身”。[21]因此，文本的阅读解释过程同时又是文本与读者的自我更新与再生成的过程。 

第二，读者通过阅读解释参与文本意义的更新，并由此达到自身的生成的说法决不意味着读者的阅读理解主要是解释主体的主观行为。倘若如此，那就回到了狄尔泰主观解释的老路。不错，我们阅读、解释一部作品、本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在阅读、解释我们自己。但这种阅读、解释决不是解释者的随心所欲，信口开河。 

“自得”，一旦被视为在文本中溢生出的东西的找回，就不再具有任意性。解释者的所说是一种重说(resaying)， 这一重说激活那文本中已说出的东西。[22] 

因此，不是我们决定阅读，而是阅读决定我们。如果套用加达默尔的一句名言 “我们就是我们的对话”，利科也许会说，“我们就是我们的阅读”。利科意识到将德文词“Aneignung”译为“Appropriation”时，有可能误导人们更多地从解释者的主观意愿方面来理解文本解释的本质，所以他强调说，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掌握了自身特定在世存在的主体将他的自身理解的先天性投射到文本上去或者读进文本中去。我的说法与此大相庭径。解释乃新的存在模式的展现过程，或者用维特根斯坦而不是海德格尔的术语，乃新的生活形式的展现过程，这一过程给主体以新的能耐知晓自己。假如文本的所指乃世界的筹划，那么，首先筹划自身的就不是读者。读者【的阅读】不过是自身筹划能耐的扩大，而这种扩大乃是通过获取某种从文本自身而来的新的存在模式时达成的。[23] 

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点，利科还引进了“反思哲学”(reflective philosophy)或者“具体反思”(concrete reflection)的概念。这一“反思”概念，按照利科自己的说明，有两层相互联系着的含意。一方面，读者在阅读、解释中达到的自我生成并非直接生成，而是经由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间接达成的。通过语言的折射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在语言之内阅读、解释，而不能超出语言，随心所欲地阅读与解释。换句话说，解释不是一种“对文本的行为”(act on the text)，而是“文本【自身】的行为”(act of the text)。另一方面，阅读的文本只是中介，而非目的本身。阅读的目的是在读者和他自身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倘若忘记了这一点，那就会舍本逐末。在利科看来，结构主义的语言文本的结构分析与狄尔泰的作者、读者主体心理学分析的失误就在于他们分别将“反思”这两端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所以，利科建议将结构主义的文本结构分析视为解释的一个阶段，即说明阶段，而主体的“自得”则是达成任何解释的目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文本的说明(explanation)与解释(interpretation)之间搭起一座解释学的拱桥(hermeneutic arc)，从而分别克服狄尔泰与结构主义在文本解释理论上的偏颇性。 

理解利科文本解释概念的第三个层面是他对解释的时间性意义的分析，尤其是他对其中“现在”这一时间维度的重视。在前面讨论文本概念时，我们曾经看到，文本这一概念自身中蕴含着的文本与其原作者（包括原作者在其中创作文本的周遭生活世界）之间，文本与文本所指称的对象世界之间的间距以及由于这一间距而来的文本与作者，文本与对象世界之间关联的被悬搁。可以说，这一“间距”与“被悬搁”就构成了现代解释学文本解释概念得以可能的出发点。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现代解释学的解释理论而言，除了文本与作者，文本与世界之间的间距关联之外，还应当或者更应当思考的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间距关联。而文本与读者间的间距关联得到重视正是由于文本与作者，与世界的关联遭到悬搁的结果。此外，这一间距关联首先不仅仅在空间性意义上去说明，它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在时间性意义上被考虑和把握。在利科看来，文本阅读的解释过程中的“自得”，无非是文本、读者间的“间距”、“关联”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又作为克服“间距”，建立“关联”，化异己为本己的过程表现出来。按照利科的说法，这一过程在时间性上的表现就是“解释的现在维度特征。”由于这一特征，利科说， 

解释‘聚拢’、‘等同’、呈递出‘同时的和相似的’东西，从而使那起先异己的东西成为真正本己的。[24] 

利科还用意蕴(sense)和意义(meaning)，符号学与语义学之间的区别和关联来说明解释的这一“现在维度特征”。文本起初只有意蕴，而意蕴就是文本的结构和内在关系。通过读者阅读的语言行为，文本的意蕴得以在当下实现为文本的意义。 

意蕴过去就已给出文本的符号学维度，意义只在当下才给定文本的语义学方向。[25] 

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文本解释说穿了就是使原先在文本中作为可能存在的东西”现实化，”将其可能的因素通过解释者创造性地实现出来。例如，指挥家对一部乐谱的创造性读解或一钢琴艺术家对萧邦作品的天才性演奏。在利科看来，结构主义的文本解释强调一种纯结构分析，主张将文本的所有非结构部分都悬置起来。 这种方法在文本解释的一个阶段或初始阶段也许是必要的。但将之绝对化，并视之为文本解释的全部就大错而特错了。这种理解将解释过程误认为一静态的，非时间的或超时间的干巴巴的形式化过程，忘记了阅读解释乃是人的，在时间中的，活生生的生命、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解释的“现在维度特征”所表明是与结构主义把解释行为抽象化相反的解释行为的具象化，具体化过程。这一具象化的过程就是要在阅读的层面上将“对话”再现出来，即将先前悬搁起来的文本、读者、作者之间的世间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