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的历史危机——兼评尼采的阐释艺术(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变得不值得相信了。
尼采把基督教的美德解释成为颠倒主人道德的结果，是“犹太人的价值转换的遗产”（VI 2，281-29）。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再是复活者，耶稣本身也只被看作是有信仰的人，尼采关心的是“拯救者的心理类型”（VI 3，197-16）。 对生命的原始信仰，它的“福音”本身是“真正的福音修行实践”（VI 3，203-12），这里，极乐是“唯一的实在——剩下的只是符号，为的是谈论这个实在……”（VI 3，203-9）在对生命的信仰中，死也被当作是生命的极乐的符号，拯救者甚至不抗拒最耻辱的死亡。鉴于这样一种知对世界一无所知，尼采称之为“纯粹的白痴”（VI 3，202-18）。 而教会是一种统治机构，它把修行的纯粹的符号语言变成了世界的粗俗，宣扬一种与福音相反的基督教的狡黠：圣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偿清了人的罪孽。尼采把这种观点斥为无稽之谈：“——基督教这个词就已经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一个基督徒，他死于十字架。‘福音’死在了十字架上。从这一瞬间开始，‘福音’已经意味着生命的对立面：一种‘坏消息’，一个噩耗”（VI 3，209-19）在耶稣和基督教的关系上，保罗被当作“‘福音使者’的相反类型，仇恨的天才”（VI 3，213-31）。然而，对优越者的报复性反应与其说是行动，不如说是幻觉，所以它没有带来新的概念，而只是改变了原始宗教早已道出的对生命的赞同态度。对生命说“不”，是心怀隐恨的人的创造性的行动。然而，反生命的道德通过基督教才构成世界。它在欧洲历史上造成了人性的倒退——退至虚无主义，这个人性的自我欺骗史在自身历史现实中的终点。
现代人既丧失了对我自身的尊敬，也丢却了自我蔑视。生命本身的贬值威胁着作为信仰的信仰，于是，教会作为灵魂主人的机制也处在无法遏止的民主化进程中。将自己培养成纯粹人格的主体，曾是可敬而可畏的。尼采看到主体在历史现实的终点上消失了，他虽然不再能够把握作为绝对哲学的完满存在的自由主体，然而却把伟大的哲学家尊为高人，他们没有和以生为苦的疲惫者同流，周遭是对信仰的万般无奈，高人们却仍然相信他们自己化解苦难的力量。“——强者是把万物的名称变为法律的人：而在强者中是最伟大的抽象-艺术家创造了范畴。”（VIII 1，243-9）即使他们不再能够敬畏自身，也仍然从自我蔑视中造出其时代的最好的知，它就是负疚的良心。但是，“善非我所愿，我崇尚的是高远！柏拉图比他的哲学更有价值！”（VII 2，242-1）鉴于哲学的力量已被架空，哲学在历史现实中日趋腐朽，尼采进言道：“我们的直觉胜似它们在概念中的表达。我们的身体胜似我们的精神！”（同上）尼采用的所有言词不是概念，而是在比喻意义上的名称，在尼采笔下它们宛如正在舞蹈的肢体，充分展开生命本源的意义。尼采要求废除虚构的主体，它只还在“语言的诱惑下”（VI 2，293-17）自欺欺人，甚至不再相信自己。没有主体的人把如此之虚构当作维持自我生存的工具，习惯于把每一种谎言都称作神圣。反生命的基督教道德从源头起就具备虚伪的特性，作为从反面促使尼采进行一切价值转换的作用力，它还只被当作是一堆言词外壳——“黑色艺术家”在地下当作形形色色的理想而炮制出来的谓词。所谓“地下”是在隐恨中，而隐恨扎根于神圣的十字架，用十字架上的耶稣来假造“活生生的爱的福音”（VI 2，282-28）。
隐恨通过耶稣上十字架而获得最高升华并且成为崇高的爱：“为了救赎人，上帝让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VI 2，283-17）。但是，罪和牺牲根本不属于优越的灵魂的爱。十字架上的耶稣原本“整个是爱，是能够-爱”（VI 2，235-13），他树立了从所有隐恨中解放出来的榜样，他的使者和教会既不能理解这种自由，也不能依此修行。相反，从仇恨的黑色根基里长出“一种新的爱”（VI 2，282-15），这种爱否认自己的根源。爱与恨的二律背反令人不寒而栗。它是复仇精神的诱惑手段，为了第一次价值转换——这一政治大手笔，复仇精神将十字架重新解释成上帝为了对人的爱而自我牺牲。于是，同情道德的传播有了自己的土壤。尼采说：“‘十字架上的上帝’是对生命的诅咒，是一个从中救赎自己的手势。”（VIII 3，59-1）因此，尼采排斥对人的爱，而把爱转向狄奥尼索斯所规定的世界。在这个神性的，但却又无理性的世界中，道德斗争是对复仇精神的历史性清算。熄灭这场斗争，即一方由于另一方的胜利而消失，这意味着精神在历史现实中彻底消失的危险，那样在虚无主义的终点变得空洞的历史将无法转向新的世界。尼采正是在这个关系上看待拿破仑，他像“指向另一条路的最后一个手势”（VI 2，302-3），让历史特定的危机再一次变得清晰可见。 “好与坏”和“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拿破仑身上得到更新。谁主沉浮？这个问题待见分晓，它体现了意志在超人和人兽之间的举棋不定，拿破仑是“化成血肉的优越理想的难题本身”（VI 2，302-5）。渴望优越是高人的标志，尼采区别对优越的需求和优越的灵魂本身的需求，对于后者他说：“不是事功，而是信仰，在此为决定性的，在此确立等级秩序，以便把旧的宗教形式接纳到新的更为深刻的理解力当中。”（VI 2，243-9）
尼采为北欧那些强大的种族感到悲哀：“几乎两千年了，却没有一个新的神！”（VI 3，183-22）在第一章的注释中尼采提出这样的要求：“从现在起所有科学都应该为哲学的未来使命做准备：哲人应该解决价值问题，他应该规定价值的品级。哲学的未来使命就此才得到理解。”（VI 2，303-28）科学这里被当作哲学怀疑的手段，为的是去质疑各个不同视角的价值评价并且揭露反生命的道德偏见。通过区分高低不同的目标，才能按照权力意志来建立新的等级秩序。为此，需要一种世界的智慧，可是，那唯一的基督徒因为他过早的夭折而不可能认识这种智慧。尼采称赞他的走向圆满的死亡，但认为他的幼稚是一种病，是“对死亡的渴望”（VI 1，91-8）。“他死得太早；如果他到我的年龄，他自己会收回他的教义！”（VI 1，91-12）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年龄，精神到了必然做出转变的时候，查拉图斯特拉从一开始就清楚这一点。 精神首先接受并承担了神圣的法则和义务，正如否定自己的义务的精神不是直接的，只能是在自我区分中获得自由的精神，赤子这个最终目标也是精神转变的结果。有关世界智慧的命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言道：“谁要变成孩子，必须也还克服它的青春”（VI 1，185-26），青春仍饱受忧郁和厌世的诱惑和束缚。
尼采曾谈到同情对于一个心理学家的特殊危险 ，他是“猜透灵魂的人”（VI 2，232-31），他“猜出，爱不是拯救，即使是最好最深刻的爱也是多么贫乏、愚蠢、无助、自以为是、错误、不堪一击！——有可能，在有关耶稣生活的神圣的寓言和掩饰下面，隐藏着一个智慧为爱而殉葬的最痛苦的事例”（VI 2，234-33）。耶稣基督认清了人的爱，可是，与那些高人的自怜不同，他创造出一位仁爱之神，上帝慈爱而没有同情，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是爱，整个是能够-爱”（VI 2，235-13）。但是，“谁如此地感觉，谁这般深知爱——，他就寻求死亡。”（VI 2，235-15）尼采还说过，上帝自己死于他对人的同情。（参见VI 1，111-31）上帝的爱尽管纯洁，也仍被圣子对人的同情所玷污。同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尼采也看到这样一位猜透灵魂的人：“我知道只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生活在可能有基督教的世界里，在每一刻都可能产生基督的世界里。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猜透了基督”（VIII 3，203-11）。
一如猜透了基督，尼采也看到，对生命的犯罪不在起初因对人的爱而犯的错误中，这种爱要求一种与自身的纯洁的关系。“‘父’与‘子’的象征
尼采把基督教的美德解释成为颠倒主人道德的结果，是“犹太人的价值转换的遗产”（VI 2，281-29）。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再是复活者，耶稣本身也只被看作是有信仰的人，尼采关心的是“拯救者的心理类型”（VI 3，197-16）。 对生命的原始信仰，它的“福音”本身是“真正的福音修行实践”（VI 3，203-12），这里，极乐是“唯一的实在——剩下的只是符号，为的是谈论这个实在……”（VI 3，203-9）在对生命的信仰中，死也被当作是生命的极乐的符号，拯救者甚至不抗拒最耻辱的死亡。鉴于这样一种知对世界一无所知，尼采称之为“纯粹的白痴”（VI 3，202-18）。 而教会是一种统治机构，它把修行的纯粹的符号语言变成了世界的粗俗，宣扬一种与福音相反的基督教的狡黠：圣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偿清了人的罪孽。尼采把这种观点斥为无稽之谈：“——基督教这个词就已经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一个基督徒，他死于十字架。‘福音’死在了十字架上。从这一瞬间开始，‘福音’已经意味着生命的对立面：一种‘坏消息’，一个噩耗”（VI 3，209-19）在耶稣和基督教的关系上，保罗被当作“‘福音使者’的相反类型，仇恨的天才”（VI 3，213-31）。然而，对优越者的报复性反应与其说是行动，不如说是幻觉，所以它没有带来新的概念，而只是改变了原始宗教早已道出的对生命的赞同态度。对生命说“不”，是心怀隐恨的人的创造性的行动。然而，反生命的道德通过基督教才构成世界。它在欧洲历史上造成了人性的倒退——退至虚无主义，这个人性的自我欺骗史在自身历史现实中的终点。
现代人既丧失了对我自身的尊敬，也丢却了自我蔑视。生命本身的贬值威胁着作为信仰的信仰，于是，教会作为灵魂主人的机制也处在无法遏止的民主化进程中。将自己培养成纯粹人格的主体，曾是可敬而可畏的。尼采看到主体在历史现实的终点上消失了，他虽然不再能够把握作为绝对哲学的完满存在的自由主体，然而却把伟大的哲学家尊为高人，他们没有和以生为苦的疲惫者同流，周遭是对信仰的万般无奈，高人们却仍然相信他们自己化解苦难的力量。“——强者是把万物的名称变为法律的人：而在强者中是最伟大的抽象-艺术家创造了范畴。”（VIII 1，243-9）即使他们不再能够敬畏自身，也仍然从自我蔑视中造出其时代的最好的知，它就是负疚的良心。但是，“善非我所愿，我崇尚的是高远！柏拉图比他的哲学更有价值！”（VII 2，242-1）鉴于哲学的力量已被架空，哲学在历史现实中日趋腐朽，尼采进言道：“我们的直觉胜似它们在概念中的表达。我们的身体胜似我们的精神！”（同上）尼采用的所有言词不是概念，而是在比喻意义上的名称，在尼采笔下它们宛如正在舞蹈的肢体，充分展开生命本源的意义。尼采要求废除虚构的主体，它只还在“语言的诱惑下”（VI 2，293-17）自欺欺人，甚至不再相信自己。没有主体的人把如此之虚构当作维持自我生存的工具，习惯于把每一种谎言都称作神圣。反生命的基督教道德从源头起就具备虚伪的特性，作为从反面促使尼采进行一切价值转换的作用力，它还只被当作是一堆言词外壳——“黑色艺术家”在地下当作形形色色的理想而炮制出来的谓词。所谓“地下”是在隐恨中，而隐恨扎根于神圣的十字架，用十字架上的耶稣来假造“活生生的爱的福音”（VI 2，282-28）。
隐恨通过耶稣上十字架而获得最高升华并且成为崇高的爱：“为了救赎人，上帝让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VI 2，283-17）。但是，罪和牺牲根本不属于优越的灵魂的爱。十字架上的耶稣原本“整个是爱，是能够-爱”（VI 2，235-13），他树立了从所有隐恨中解放出来的榜样，他的使者和教会既不能理解这种自由，也不能依此修行。相反，从仇恨的黑色根基里长出“一种新的爱”（VI 2，282-15），这种爱否认自己的根源。爱与恨的二律背反令人不寒而栗。它是复仇精神的诱惑手段，为了第一次价值转换——这一政治大手笔，复仇精神将十字架重新解释成上帝为了对人的爱而自我牺牲。于是，同情道德的传播有了自己的土壤。尼采说：“‘十字架上的上帝’是对生命的诅咒，是一个从中救赎自己的手势。”（VIII 3，59-1）因此，尼采排斥对人的爱，而把爱转向狄奥尼索斯所规定的世界。在这个神性的，但却又无理性的世界中，道德斗争是对复仇精神的历史性清算。熄灭这场斗争，即一方由于另一方的胜利而消失，这意味着精神在历史现实中彻底消失的危险，那样在虚无主义的终点变得空洞的历史将无法转向新的世界。尼采正是在这个关系上看待拿破仑，他像“指向另一条路的最后一个手势”（VI 2，302-3），让历史特定的危机再一次变得清晰可见。 “好与坏”和“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拿破仑身上得到更新。谁主沉浮？这个问题待见分晓，它体现了意志在超人和人兽之间的举棋不定，拿破仑是“化成血肉的优越理想的难题本身”（VI 2，302-5）。渴望优越是高人的标志，尼采区别对优越的需求和优越的灵魂本身的需求，对于后者他说：“不是事功，而是信仰，在此为决定性的，在此确立等级秩序，以便把旧的宗教形式接纳到新的更为深刻的理解力当中。”（VI 2，243-9）
尼采为北欧那些强大的种族感到悲哀：“几乎两千年了，却没有一个新的神！”（VI 3，183-22）在第一章的注释中尼采提出这样的要求：“从现在起所有科学都应该为哲学的未来使命做准备：哲人应该解决价值问题，他应该规定价值的品级。哲学的未来使命就此才得到理解。”（VI 2，303-28）科学这里被当作哲学怀疑的手段，为的是去质疑各个不同视角的价值评价并且揭露反生命的道德偏见。通过区分高低不同的目标，才能按照权力意志来建立新的等级秩序。为此，需要一种世界的智慧，可是，那唯一的基督徒因为他过早的夭折而不可能认识这种智慧。尼采称赞他的走向圆满的死亡，但认为他的幼稚是一种病，是“对死亡的渴望”（VI 1，91-8）。“他死得太早；如果他到我的年龄，他自己会收回他的教义！”（VI 1，91-12）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年龄，精神到了必然做出转变的时候，查拉图斯特拉从一开始就清楚这一点。 精神首先接受并承担了神圣的法则和义务，正如否定自己的义务的精神不是直接的，只能是在自我区分中获得自由的精神，赤子这个最终目标也是精神转变的结果。有关世界智慧的命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言道：“谁要变成孩子，必须也还克服它的青春”（VI 1，185-26），青春仍饱受忧郁和厌世的诱惑和束缚。
尼采曾谈到同情对于一个心理学家的特殊危险 ，他是“猜透灵魂的人”（VI 2，232-31），他“猜出，爱不是拯救，即使是最好最深刻的爱也是多么贫乏、愚蠢、无助、自以为是、错误、不堪一击！——有可能，在有关耶稣生活的神圣的寓言和掩饰下面，隐藏着一个智慧为爱而殉葬的最痛苦的事例”（VI 2，234-33）。耶稣基督认清了人的爱，可是，与那些高人的自怜不同，他创造出一位仁爱之神，上帝慈爱而没有同情，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是爱，整个是能够-爱”（VI 2，235-13）。但是，“谁如此地感觉，谁这般深知爱——，他就寻求死亡。”（VI 2，235-15）尼采还说过，上帝自己死于他对人的同情。（参见VI 1，111-31）上帝的爱尽管纯洁，也仍被圣子对人的同情所玷污。同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尼采也看到这样一位猜透灵魂的人：“我知道只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生活在可能有基督教的世界里，在每一刻都可能产生基督的世界里。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猜透了基督”（VIII 3，203-11）。
一如猜透了基督，尼采也看到，对生命的犯罪不在起初因对人的爱而犯的错误中，这种爱要求一种与自身的纯洁的关系。“‘父’与‘子’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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