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触及到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承认不是对于每一个人：用‘子’这个词表达进入万物的全体-升华的-情感（极乐），用‘父’这个词表达这一情感本身，永恒的至善至美的情感。”（VI 3，204-31）反生命是在保罗奠立的基督教中，在十字架对生命的诅咒。“保罗要羞辱‘世界智慧’”（VI 3，224-5）。为了第一次一切价值的转换，他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信仰便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谎言，尤其是欺骗自己，隐瞒自己的来源是恨。“基督所否定的是什么？——所有当今叫做基督教的东西。”（VIII 3，313-7）尼采称基督教的价值转换在历史上的承传为“隐恨-运动”，尤其表现在宗教改革和社会主义道德中。与善恶之道德相反，尼采在《道德谱系》第一章的结束处提出他自己的口号：“善恶的彼岸”（VI 2，302-2）——超越在当下现实中占统治地位的大众道德。为此，必须有意志的自我拯救的艺术。 

三、 非道德 
在《道德谱系》第二章的开始尼采就针对自然的人提出人的世界性使命：“训练出一种动物，他可以做承诺”（VI 2，307-2）。承诺意味着给自己一个将来，它是我自己要的将来。这是和动物的生活形式相区别的精神的本真能力。强调“可以”一词，正是为了把人和他的动物性存在区分开来，动物的存在需要精神的驯化才有资格去面对世界性的使命。把自己理解为世界性存在，这是“人的真正问题”（VI 2，307-4），因为它把两个起相反作用的能力牵扯进来——遗忘和记忆。遗忘作为灵魂秩序的“一种强大的健康形式”（VI 2，308-9）得到尼采的积极肯定；记忆不是保存直接的印象，而是“一种真正的意志的记忆”（VI 2，308-17）。 承诺使两种能力形式的矛盾得以消解，在承诺中记忆以遗忘为中介创造自身意志的当下现实。遗忘是意志愿意忘却和忽略，由于意志摆脱了因时而异的各种需求的困扰，遗忘给意志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开始是记忆的精神训练，记忆挣脱了过去的时间而面向自身意志才能给予的将来。意志把将来的现实性变为当下的必然性，这样，就在自己的当下现实中打开一个新世界。尼采断言，精神驯化的历史已经结束，它的“最成熟的果实”（VI 2，309-20）是“自律的超越道德教化的个体”（VI 2，309-23），精神驯化只是这一个体的前史。“这个变得自由的人，他真的可以承诺”（VI 2，309-29）。他那“恒久而坚韧的意志……和价值尺度”（VI 2，310-5）独立于道德历史，无条件地是世界的。这种精神的罕见的自由既是他为自己负责的特权，也是他的成为直觉的命运。命运首先显现为处在历史性孤独中的良心，尼采知道，良心是“我们本己的最深处的午夜和正午的孤独”（VI 2，59-7）。 

良心作为业已完成的历史之知，它一出现在经济社会的世界上就是坏良心。坏良心可以回溯到过失和等量的惩罚，这里在造成损失的意义上来理解过失，而惩罚来自国家这个暴力体制。在《道德谱系》第二章的中心 ，世界历史的开端进入尼采的视线。坏良心的起源是人的世界化，世界历史从此开始，一种价值和另一种价值的冲突高潮迭起，深化为人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冲突。古老的自由直觉为内在的世界，与之相对立的是外部的良心世界。正如第一次价值转换给人带来精神，世界的深化造就了人的灵魂。如果精神从否定性方面规定自己，是复仇精神，那么，灵魂则使人这个动物变得孤独，表现为人性的空前的危机——自我折磨和自作自受的乐趣。与时代趣味的病态敏感相反，尼采认为乐趣比痛苦更为原始，要乐趣的意志才唤起痛苦；后者本身只是前者的后果，而且，在最高形式上，是一种乐趣。正是乐趣显示出良心的积极意义，体现良心所承载的权力意志：肯定孤独亦是纯洁。残酷的直觉通过良心转向人自身，人从此踏上自我创生的道路，自己与自身相区分，在理想化的进程中塑造自身。生命的美以意识到它的丑为前提，美被理解为人与他的动物历史的分离。有鉴于此，灵魂的孤独成为“现实的深化”（VI 2，352-21），深化区别于“逃避现实”（VI 2，352-20），并且将带来“这一现实的拯救”（VI 2，352-23）。 

如一场戏，世界历史就这样开始，它开始于一种切割——社会的经济机制瓦解了人的自由直觉，社会和平取代了动物性的狂放。为暴力所迫而潜伏起来的权力意志变成了良心的折磨。而这场戏将结束于另一种新的切割，它是一种分离，克服了权力意志已陷入堕落状态的人。尼采这里将矛头指向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在卢梭的著作中发展成为有完善自我教养的公民的理性公约，其思想通过法国大革命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但是，在离开了理性意志的世界却这样说：“谁能够命令，谁就是天生的‘主人’”（VI 2，340-28）。“这是最不自愿、最不自觉的艺术家”（VI 2，341-3），他们创造出来自自由直觉的“统治-构架”， 正是他们的作品成为坏良心的温室。坏良心把大地变成了疯人院——这里，人落到偶然的手中，成为它的“骰子”（VI 2，339-32）。世界历史成为剥夺人的创造性意志的历史，而尼采正是向这一历史的世界宣战。 

如果第一章中出现的是道德斗争，那么这里是宗教之战。道德在宗教中寻找根据，不同的价值设置在世界基本构成的意义上发生对抗。一方面是诅咒世界的基督教理想，尼采在迄今的不同宗教中看见它的作用和功能，另一方面是对生命的新的信仰，它最早出现在希腊众神那里，在这里成为源于自身意志的人的将来目标。双方为争夺大地而战。大地不再处在相对于天空的关系之中，而是作为人的唯一的居住地，把天空也当作大地自身的纯洁和深邃。尼采认为，希腊众神是“优越的自己做主的人的镜像”（VI 2，349-26），与基督教的上帝相反，他们视自己为“恶的起因”（VI 2，350-33），为人的愚蠢辩护，并且自己承担罪责。 

两种宗教的对抗必须在纯粹的世界中了结：“为了建立起一座圣殿，必须推翻一座圣殿：这就是法则”（VI 2，351-11）。按照这一必然性，堕落的历史在行动的世界中走进法庭，在与相反的价值评价的冲突中抵达终点。如果存在一个充满斗争的原始状态，世界史之前的半人半兽的状态，那么，天空作为神的驻地堕入混沌的大地，这就是超人的原始状态。在这个向超人过渡的中间状态，人看见自身中的动物，踏入了身体和精神的依赖性之中。鉴于世界的冲突和历史的转折，人自己表现为一种过渡：他是“道路，插曲，一座桥梁，一个伟大的承诺”（VI 2，340-3）。人的超越是这一伟大承诺的内容，也是查拉图斯特拉传道的内容：超人。 

对世界历史的新的切割将意味着克服旧的宗教并建立新的宗教。可是，在这一章的结束处尼采洞察到，新的切割所需的力量不在。良心迄今的语言仍然还在我的深渊上受苦，没有对我的肯定；因为负罪感，我驱逐我自身，在无我中把自我牺牲作为理想。良心的矛盾在基督教中达到高峰。基督教的神作为理想的最后具相，让人的理性倒转成为一种疯狂。这位至上的神包揽了所有罪责，也剥夺了人的意志的一切实在，因为在文明社会中人的意志正是在承诺、责任和良心那里达到自身的当下现实。必须克服罪与罚以及惩罚永远不能和罪过等值的激情（Pathos），权力意志才从绝对的罪恶感——这种变态的权力感觉——中解脱出来，明确自己是权力本身。 

身处虚无主义现实中的尼采把基督教的智慧翻转到坏良心的心理实在中，又将这种心理和复仇精神的隐恨联系在一起。为此在而受苦的人总是寻找别人来为苦难负责，于是自我负责的意志葬送在同情道德中；。尼采在叔本华那里看到“这种颠倒的基督教”（IV 3，32-16），以此推论，整个世界历史连同它的自由意志都要为颓废者的垂死挣扎负责，在垂死的疯狂中个体生命才摆脱欲望的必然性，自愿地放弃生命意志。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