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生命的理想中解放出来，走出颓废意识的迷宫，为了这一目标，尼采提出另一种精神，我们可以在查拉图斯特拉的病愈中认识这种精神。 

这是辨别自我并且区分自我的精神，尼采将之归类于“一种精致的恶本身，最后一种极具自身确定性的认识的勇气和意志，勇气属于伟大的健康”（VI 2，352-10）。在善恶彼岸意义上的恶，只有它仍然具备足够的力量，把意志从诅咒生命的宗教颓废意志中解救出来，重新规定意志的当下。在尼采的心理学视线中，基督教从耶稣殉难那一刻起就已经丧失了对生命的原始的肯定。信仰原本是践行真理（VI 3，203-14），把真理的道路和其他道路区别开来并且让投身于真理行动的主体获得荣耀。可是在宗教的堕落中，对所信者的体验取代了信仰本身。在人们相信的十字架上，公正只被理解为偿清债务。 “第一批基督徒”（VI 3，222-11）误解了耶稣；而尼采相反，他突出了耶稣基督的纯洁的孤独，赞美道：“这样生活至今仍是可能的，对于某些人甚至是必然的：真的、原始的基督教在一切时代都会是可能的……”（VI 3，209-28）尼采看到孤独的必然性 向他走来，预感到自己将体验何谓“最后一位基督徒”（VI 3，222-22）。这催促着他做出选择，或者为有毒的良心所杀，或者回到孤独。孤独切断与他人的良心的共同性，为精神的必然转化创造前提条件。 

鉴于这种在历史唯一性上来理解的孤独，尼采这样解释自己：“我就是孤独，孤独变成的人……”（VIII 3，455-10）这个人要用他自身的纯洁为缺失中的历史之知造出当下现实。在《善恶彼岸》第二章的最后，尼采宣告了作为个人命运的历史必然性：“这个未来的人，他将拯救我们，既解脱迄今的理想，也解脱那必然从中滋生的巨大的恶心、虚无的意志、虚无主义……——他必将到来”(VI 2，352-25)正如“正午的钟声”（VI 2，352-28）这里业已做出提示，同者永恒轮回的信仰将缔造自我超越所要求的“伟大的爱与蔑视”（VI 2，352-15）的根据，扭转历史的困境。新的信仰督促人做自身价值的毁灭者，还给大地它自身的目标，还给人他自己的希望。世界所规定的目标让历史性的孤独所造成的痛苦与那唯一的基督徒的受难在历史位置上形成对比——“狄奥尼索斯反‘十字架上的耶稣’”。然而，同等的苦难却具备了相反的特质。“在第一种情形中，它应该是通往极乐的存在的道路，在后一种情形中存在是极乐，足以为非凡的苦难做辩护”（VIII 3，58-17）。尼采突出了新信仰的解放的特征，它把存在从同情的十字架上解救出来。 

四、反虚无主义 
在第三章中批判指向苦行理想。作为真理意志，这种理想也规定着现代科学，使之具有虚无主义的特征。和苦行理想相应的是一种统治意志，它首先体现在哲人和牧师身上。这两种人都被视为病态群盲的牧人。苦行理想在牧师那里意味着“真正的牧师信仰，他们最好的权力工具，也是通往权力的‘最高’许可证”（VI 2，357-12）。与此相比，哲人却必须披上宗教的外衣踏上这条通往权力的路。尼采认为，哲人是怀疑自己的人，必须把自己表现在苦行的形式中才能赢得对自身的敬畏。尽管尼采用最古老的哲人——婆罗门——来作证，他所描述的前史却着落在形而上学结束阶段的位置上。人对自我的世界性的确认首先显现为影子和图像，它们若没有实现就只能是鬼魅的幽灵，像在叔本华那里一样，因自我绝望而不得不否定生命的世界。哲人不得不把自己误解为苦行僧（VI 2，378-33），拒绝我自身的实在，鉴于这种困境尼采问：“今天已有足够的骄傲、胆略、勇敢、自信、精神的意志、责任的意志和意志的自由，从此大地上哲人真的成为可能了吗？”（VI 2，379-7） 

牧师本身是苦行僧，对于他们：“生命是通往那另一种此在的桥梁”（VI 2，380-14），另一种此在作为真理之域对立于作为非真理之域的在时间中流逝的生命。尼采认为这种对生命价值的颠倒是“生命自身的一种兴趣”（VI 2，381-6）。说到苦行僧的眼光，其中最富有特征的是权力意志的隐恨，它在死亡意志和生命意志的分裂中施展对生命的统治力量，包括控制生命的身体条件。这是如何变得可能？尼采指出了这样一种状态：“假定，这样一种矛盾的反自然的身体意志被引向哲学：它将在何处释放它的内在的臆断？”（VI 2，381-32）尼采自己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决定开始自己的怀疑和省思。世界省思自觉地从视角性的思想方式出发，与哲学的理性一刀两断。尼采把理性视为服务于生命的认识能力，它和哲学的自然理性不同，不再能够通过辨别自身来塑造完美的整体规定性，而是局限于某一视角，在征服其他生命视角的斗争中确信“看见某种东西”（VI 2，383-11）。意识到视角特性，认识就必然与情绪相联系，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反生命的苦行理想抹煞对此在的愿望，宣扬所有与之相反的情绪，在这些情绪中“在伤痛上的快感”成为“唯一的享受”（VI 2，380-30），生命被引向变态和虚无。 

生命的斗争曾作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斗争而成为第一章的主题。发现苦行理想的源泉，它揭示了生命斗争的进一步深化。理想本身始终是奴隶道德的表现。苦行理想的主角是牧师，病态灵魂的主人。他的原罪说给奴隶道德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确认。在上帝面前的负罪以及这种罪过的无以自拔，成为“在欧洲人的健康史中的真正灾难”（VI 2，410-21）。尼采驳斥了把苦行理想当作生命的自我矛盾的表面解释。他断定：“苦行理想来自退化了的生命的防护和治疗直觉”（VI 2，384-1），是“维持生命的人工手段”（VI 2，384-11）。由于隐恨要成为生命本身及其身体条件的主人，生命意志就表现为反生命的意志，它把濒临死亡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凯旋。苦行僧的功绩是做病人的看护和医生，他们把将来的健康人和“两种瘟疫”隔开，它们分别是“对人的巨大恶心”和“对人的巨大同情”（VI 2，390-1）。籍此，健康人无愧地拥有他们的良心和他们幸福的权力。 

苦行理想的意义难以估量。对于尼采重要的是其中所表达的统治性意志的决断。意志作为反生命的意志贯彻了一切价值的转换。它表明自己是迄今人性历史上的具有独特力量的理想：“它不臣服于任何力量，而是更信仰它在任何权力之前的优先权，相信它在任何权力面前的绝对等级-距离……”（VI 2，413-31）。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的第五部中问：“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仍是虔诚的？”（V 2，256-26）他反驳流行的科学无条件的观点，认为现代科学的苦行训练恰在“无条件的真理意志”（V 2，257-18），它因为缺乏自我确定性而把真理缩减为“一个假设，一种暂时的尝试性立场，一个调节性的虚构”（V 2，256-29）。“不惜一切代价的真理”（V 2，258-14）是“隐藏着的死亡意志”（V 2，258-32），它和苦行理想一样肯定的不是生活世界，而是另一个世界。逃往另一世界，正是生命最大的自我欺骗。 

苦行理想给哲学和现代科学打上的烙印将我们引向这部著作的最后的主题——真理意志，它揭示了世界原始状态和历史当下现实之间的联系。现代科学“作为真正的现实-科学”（VI 2，414-18）相信自己已经战胜了作为迷信的宗教。尼采却在它们这种“无信仰”的确信中看到“它们的最后一块信仰”（VI 2，416-10），那就是信仰真理。苦行僧们把真理寄托在上帝身上，而科学把真理当成现存的现实性并且以此为前提条件。因而，科学不是“那种苦行理想的对立面。而是其最新最优越的形式。”（VI 2，414-33）苦行僧无法脱离对自身的厌倦和自我蔑视，需要上帝来作为兴奋剂，以无法扬弃的罪恶为借口，避免承认自己的无能。同样，“那种停留于事实面前的意志”（VI 2，417-33）表达了“创造意志的无能”（VIII 2，29-31），把“科学作为自我麻醉的手段”（VI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