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维尔：让逻辑重获哲学意义（1912-1916）(7)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决方案，而是对它的一种先验存在论的再阐释。
[1]本文依据了海德格尔的下列早期著述，它们是与当时的逻辑学有着重要关联的：“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性问题”（“Das Realit?tsproblem in der modern Philosophie”）（1912），“逻辑新探”（“Neuere Forschungen über Logic”）（1912），《对查理斯·森特罗尔的<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Review of ‘Charles Sentroul’s Kant und Aristoteles’)（1914），《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Die Lehre vom Urteil im Psychologismus）（1914）和《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1915, Die Kategorien- 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最后这本著作附有1916年的一个结论《范畴问题》（“Das Kategorienproblem”）。在文中我是依据《早期著作》（Frühe Schriften）（《[海德格尔]全集》1卷）中的页码来引用这些作品的。所有的引文都是我翻译的，但参考了先前已有的译文。
[2]这是“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的争论系统地进行之处，而且对于新经院主义的这样一个策略，即表明“现代”思想家及其争论的问题（包括现代科学）都能被纳入经院主义的框架中去的策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策略被教皇通谕aeterni patris（1879）官方化。因此，沃尔夫-迪特尔·古道普（Wolf-Dieter Gudopp）在其《青年海德格尔》（Frankfurt： Verlag Marxistische Bl?tter, 1983，21）中,看到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有一种关键性的新经院主义式的“反现代主义”。但是在对海德格尔早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审查后，胡戈·奥特（Hugo Ott）在《马丁·海德格尔：正在形成之中的传记》（Frankfurt：Campus Verlag，1988）的第74页以下,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曾深深地被“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所吸引。
[3]由于我没有篇幅在此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所以我只是简单地指出，我将把“Bedeutung”及其同族词译作“意义”(signification)，而将Sinn及其同族词译为“含义”（meaning）。海德格尔在所引段落中提及的“准备性的工作”与将自然语言转译为逻辑形式（如表征符号）的任务有密切关联。这就出现了海德格尔与符号逻辑学的产生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我在此不讨论它。在1912年的逻辑评论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了罗素和怀特海，他要争论的只是这种“逻辑斯谛”并不能通达“真正的逻辑问题”，即“[‘对逻辑问题进行数学处理’的]可能性条件何在”的问题（《全集》1卷42-43页）。
[4]海德格尔的重构部分地奠基于[《理论语法》一书中的]“意义的形态”（De modis significandi）这一章，后来这本书的作者被证明是埃尔富特（Erfurt）的一名司各脱主义者托马斯，而非司各脱本人。由于考虑到它的问题历史的方式（《全集》1卷196、399页），这一出入对于海德格尔的文本影响甚微，所以我将继续在文章中将它指涉为“司各脱”。
[5]于是，正如曼弗雷德·布莱拉克（Manfred Brelage）在其“先验哲学和具体的主体性”[载《先验哲学研究》（Berlin：de Gruyter, 1965, 72－230）]中已表明的那样，海德格尔的计划可被看作他完善或超越一种形式的“客体逻辑”（这种逻辑是关于有效知识的原则的）几次努力中的一次，它们具有晚期新康德主义特征。在为批判的认识论寻求背景的这些努力中，除了海德格尔的努力以外，布莱拉克还探讨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晚期那托普的《思维心理学》、R·赫尼希斯瓦尔德（R. H?nigswald）的《单子论》和N·哈特曼的“认识形而上学/本体论”。
[6]伊曼努儿·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译（London：Macmillan，1968），98（A59/B84）, 100(A62-63/B87)。
7同上，97（A58/B82）。
8“Wirklichkeitsbereich”（实在性领域）是海德格尔指称范畴 “种类”（sort）的常用词语,不同对象和对象领域（Gegenstandsgebiete）都归属于这种范畴种类，当然他有时也使用诸如“缘在的形式”（Daseinsform）、“实在性的形式”(Wirklichkeitsform)、“实在性的方式”(wirklichkeitsweise)等相关词语来表达这个意思。考虑到这些概念和接下来的存在者的/存在论的区分之间的关联，值得指出的是，在此“存在”（being）只是意味着实在的单个领域的范畴，也就是只意味着可知觉的现成存在者。在1925-26年的冬季学期的讲稿中，海德格尔明确否认这种 “来自洛采”的用法（《全集》21卷64页）。
9诸如“存在者”、“因果性”、“事件”（occurrence）等等。经验科学家不关心这样的范畴，而是关心科学的对象之中及其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海德格尔正是这样理解科学的“理性”维度的。但显然，在来自范畴维度的抽象中，正如下面将被探讨的一样，科学家通达对象的“理论”方式失却了它的意义。
10对较布莱拉克,前面所引书的第103页。
11表明如下一点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这些（无可疑义的）早期著述中，不是海德格尔的那研究方式，而是他对现象学的那种吁求是现象学的。关于狄尔泰，我也必须做出同样的防止误解的说明。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出色探讨，参见弗瑞特尤夫·罗迪(Frithjof Rodi)编著的《狄尔泰年鉴》4卷（1968－87）中的文章。
12在逻辑评论中，而后又一字不差地在其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赞许胡塞尔已经“打破了心理主义的进路”，然而同时他也赞同那托普的如下论断：新康德主义者从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论证中“学不来什么更多的东西”（《全集》1卷19、64页）。
13埃米尔·拉斯克，《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Die Logik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Kategorienlehre），载《作品集Ⅱ》（Gesammelte Schriften Ⅱ），欧根·赫里格尔（Eugen Herrigel）编著（Tübingen：J.C.B. Mohr, 1923, 6）。当下文中引用这本1911年的作品时，其出处会在文章中给出，此书名被缩写为“LP”。根据上面我对“存在论差异”一词的用法，比较一下拉斯克早已使用了的而海德格尔将会使用的明确表述（如LP 21, 46, 117, 121页）。对此的一些讨论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和逻辑学的无家可归性”（Lask, Heidegger, and the Homelessness of Logic）, 载《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3/3(1992) 卷222-39页。
14当然，新康德主义者并没有把范畴看作思维的心理形式，但是他们的确是将范畴理解成了有效知识的形式原则。然而，拉斯克拒绝承认这种关于知识的提法，对他来说 “认知”蕴含着一个认知主体。被称为“有效性”的实在样式和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拉斯克试图界定的，而非定义式地设定的，虽然如下文所论，恰是在此海德格尔发现他失败了。也参见前面所引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一文。
15要对拉斯克心中所想进行充分的解释需要进入他对体验（Erleben）和认识(Erkennen)的区分，并对他的“功能形式/质料”的区分进行阐释。本文的当前目标更为有限，但可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胡塞尔、拉斯克和先验逻辑观念”，载罗伯特·苏克罗维斯基（Robert Sokolowski）编著的《胡塞尔和现象学传统》（Washington，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1988, 63－85）。
16虽然早在1912年海德格尔就证明，康德哲学在本质上是心理主义的还是先验的这个问题早已被解决了，“先验的-逻辑的解释受到了偏爱”（《全集》1卷19页），但是心理主义解释的依然存在正显示了康德思想（如“综合”思想）的一种不清晰性。拉斯克无论如何也没完全解除康德的心理主义（LP，243-262页）。人们知道，大约在写作《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海德格尔已对康德发生了一种新的兴趣，这主要是
[1]本文依据了海德格尔的下列早期著述，它们是与当时的逻辑学有着重要关联的：“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性问题”（“Das Realit?tsproblem in der modern Philosophie”）（1912），“逻辑新探”（“Neuere Forschungen über Logic”）（1912），《对查理斯·森特罗尔的<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Review of ‘Charles Sentroul’s Kant und Aristoteles’)（1914），《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Die Lehre vom Urteil im Psychologismus）（1914）和《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1915, Die Kategorien- 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最后这本著作附有1916年的一个结论《范畴问题》（“Das Kategorienproblem”）。在文中我是依据《早期著作》（Frühe Schriften）（《[海德格尔]全集》1卷）中的页码来引用这些作品的。所有的引文都是我翻译的，但参考了先前已有的译文。
[2]这是“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的争论系统地进行之处，而且对于新经院主义的这样一个策略，即表明“现代”思想家及其争论的问题（包括现代科学）都能被纳入经院主义的框架中去的策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策略被教皇通谕aeterni patris（1879）官方化。因此，沃尔夫-迪特尔·古道普（Wolf-Dieter Gudopp）在其《青年海德格尔》（Frankfurt： Verlag Marxistische Bl?tter, 1983，21）中,看到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有一种关键性的新经院主义式的“反现代主义”。但是在对海德格尔早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审查后，胡戈·奥特（Hugo Ott）在《马丁·海德格尔：正在形成之中的传记》（Frankfurt：Campus Verlag，1988）的第74页以下,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曾深深地被“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所吸引。
[3]由于我没有篇幅在此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所以我只是简单地指出，我将把“Bedeutung”及其同族词译作“意义”(signification)，而将Sinn及其同族词译为“含义”（meaning）。海德格尔在所引段落中提及的“准备性的工作”与将自然语言转译为逻辑形式（如表征符号）的任务有密切关联。这就出现了海德格尔与符号逻辑学的产生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我在此不讨论它。在1912年的逻辑评论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了罗素和怀特海，他要争论的只是这种“逻辑斯谛”并不能通达“真正的逻辑问题”，即“[‘对逻辑问题进行数学处理’的]可能性条件何在”的问题（《全集》1卷42-43页）。
[4]海德格尔的重构部分地奠基于[《理论语法》一书中的]“意义的形态”（De modis significandi）这一章，后来这本书的作者被证明是埃尔富特（Erfurt）的一名司各脱主义者托马斯，而非司各脱本人。由于考虑到它的问题历史的方式（《全集》1卷196、399页），这一出入对于海德格尔的文本影响甚微，所以我将继续在文章中将它指涉为“司各脱”。
[5]于是，正如曼弗雷德·布莱拉克（Manfred Brelage）在其“先验哲学和具体的主体性”[载《先验哲学研究》（Berlin：de Gruyter, 1965, 72－230）]中已表明的那样，海德格尔的计划可被看作他完善或超越一种形式的“客体逻辑”（这种逻辑是关于有效知识的原则的）几次努力中的一次，它们具有晚期新康德主义特征。在为批判的认识论寻求背景的这些努力中，除了海德格尔的努力以外，布莱拉克还探讨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晚期那托普的《思维心理学》、R·赫尼希斯瓦尔德（R. H?nigswald）的《单子论》和N·哈特曼的“认识形而上学/本体论”。
[6]伊曼努儿·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译（London：Macmillan，1968），98（A59/B84）, 100(A62-63/B87)。
7同上，97（A58/B82）。
8“Wirklichkeitsbereich”（实在性领域）是海德格尔指称范畴 “种类”（sort）的常用词语,不同对象和对象领域（Gegenstandsgebiete）都归属于这种范畴种类，当然他有时也使用诸如“缘在的形式”（Daseinsform）、“实在性的形式”(Wirklichkeitsform)、“实在性的方式”(wirklichkeitsweise)等相关词语来表达这个意思。考虑到这些概念和接下来的存在者的/存在论的区分之间的关联，值得指出的是，在此“存在”（being）只是意味着实在的单个领域的范畴，也就是只意味着可知觉的现成存在者。在1925-26年的冬季学期的讲稿中，海德格尔明确否认这种 “来自洛采”的用法（《全集》21卷64页）。
9诸如“存在者”、“因果性”、“事件”（occurrence）等等。经验科学家不关心这样的范畴，而是关心科学的对象之中及其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海德格尔正是这样理解科学的“理性”维度的。但显然，在来自范畴维度的抽象中，正如下面将被探讨的一样，科学家通达对象的“理论”方式失却了它的意义。
10对较布莱拉克,前面所引书的第103页。
11表明如下一点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这些（无可疑义的）早期著述中，不是海德格尔的那研究方式，而是他对现象学的那种吁求是现象学的。关于狄尔泰，我也必须做出同样的防止误解的说明。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出色探讨，参见弗瑞特尤夫·罗迪(Frithjof Rodi)编著的《狄尔泰年鉴》4卷（1968－87）中的文章。
12在逻辑评论中，而后又一字不差地在其博士论文中，海德格尔赞许胡塞尔已经“打破了心理主义的进路”，然而同时他也赞同那托普的如下论断：新康德主义者从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论证中“学不来什么更多的东西”（《全集》1卷19、64页）。
13埃米尔·拉斯克，《哲学的逻辑和范畴理论》（Die Logik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Kategorienlehre），载《作品集Ⅱ》（Gesammelte Schriften Ⅱ），欧根·赫里格尔（Eugen Herrigel）编著（Tübingen：J.C.B. Mohr, 1923, 6）。当下文中引用这本1911年的作品时，其出处会在文章中给出，此书名被缩写为“LP”。根据上面我对“存在论差异”一词的用法，比较一下拉斯克早已使用了的而海德格尔将会使用的明确表述（如LP 21, 46, 117, 121页）。对此的一些讨论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和逻辑学的无家可归性”（Lask, Heidegger, and the Homelessness of Logic）, 载《英国现象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3/3(1992) 卷222-39页。
14当然，新康德主义者并没有把范畴看作思维的心理形式，但是他们的确是将范畴理解成了有效知识的形式原则。然而，拉斯克拒绝承认这种关于知识的提法，对他来说 “认知”蕴含着一个认知主体。被称为“有效性”的实在样式和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拉斯克试图界定的，而非定义式地设定的，虽然如下文所论，恰是在此海德格尔发现他失败了。也参见前面所引克洛维尔的“拉斯克、海德格尔”一文。
15要对拉斯克心中所想进行充分的解释需要进入他对体验（Erleben）和认识(Erkennen)的区分，并对他的“功能形式/质料”的区分进行阐释。本文的当前目标更为有限，但可参见斯蒂文?加尔特·克洛维尔的“胡塞尔、拉斯克和先验逻辑观念”，载罗伯特·苏克罗维斯基（Robert Sokolowski）编著的《胡塞尔和现象学传统》（Washington，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1988, 63－85）。
16虽然早在1912年海德格尔就证明，康德哲学在本质上是心理主义的还是先验的这个问题早已被解决了，“先验的-逻辑的解释受到了偏爱”（《全集》1卷19页），但是心理主义解释的依然存在正显示了康德思想（如“综合”思想）的一种不清晰性。拉斯克无论如何也没完全解除康德的心理主义（LP，243-262页）。人们知道，大约在写作《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海德格尔已对康德发生了一种新的兴趣，这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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