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家长制的产物，是家族伦理的表现。爱家国和爱基督教是难以相提并论的。而且，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看，爱人、爱上帝，难以被等同于爱基督教和爱基督教会。引导人们爱自己所属的教会机构，实质上也是对基督教福音的莫大歪曲。传统中国人的博大胸怀是「民胞物与」、「民我同胞，物吾与也」。「安得广厦千万间」，也有关心全人类疾苦的意思，不过这里仍是「国泰民安」，骨肉亲情，乃协士君子的美意。 
基督教的普世伦理决定了它同封闭观念毫无共同之处。基督教乃一开放性宗教。它一开始就表现出向外传教的冲动。基督教不可能把福音当作「自产自销」的宝物，拿来自己享受，不肯与他人分享。闭门杜嚣，「谢他酒朋诗侣」的封闭观念，以为「人莫予毒」，这同耶稣的教训格格不入。把基督教变成一种民族宗教，是对基督教最大误解和误传。 
「一神论首先是对自然宗教的一个批判，继而又是对部落宗教的一个鞭挞--驳斥了认为宗教的作用在于维护部落的统一、延续和繁盛的观点--因为这与唯一神信仰的普世概念产生了矛盾。」「倘若上帝只有一位，他必然是万邦万民的主宰」。基督徒认为，以色列人肩负着普世的使命去开导万民万邦。「基督徒相信，上帝凭借耶稣……之死，同以色列人以及世上所有民族订立了新的契约。」13蒂利希曾经谈到当代宗教民族主义的偶像崇拜是把局部的事物当成普遍的事物，赋予有限的事物以无限的意义。14 
基督教如何对待「忠诚」呢 ﹖是「三忠于、四无限」吗 ﹖完全不是！人类生活的不安定感和自谋私利，常引导人们把自己的亲属、团体和社会看作价值的中心，当作衡量人和事物的唯一标尺。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对黑人人权只计算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就是说，一个黑人的权利只有白人的五分之三。这一规定后来被废除。坎默因而说：「我们把自己的民族、国家描述为美德和价值的中心，仅仅因为我们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就都是善良的。……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影响着我们用宽阔的胸怀去评价国际性的公正和需要。」15相反，基督教则主张根据对上帝的忠诚来考察人类所有的忠诚。 
基督教的上帝是全人类和宇宙万物的上帝。基督教强调指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之爱和忠诚具有危险性。这是一种盲目崇拜，是把某些特定的、有限的团体看作是人类所有行为和价值的中心(蒂利希)。查尔斯．柯伦认为，「世间的罪恶起初并不是反抗上帝的法则和反抗最终目标的行为，而是打破我们与上帝、与邻人、与世界以及与自己的爱的关系的行为。」16 
基督教认为，我们对特定个人和团体的爱不应当成为价值和意义的中心。我们反对那种把自己的特殊的爱和忠诚当作价值的中心并以此衡量其它一切的标准的作法。 
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及国际主义同中国文化固有的国族主义是一对矛盾。徐宝谦先生回忆说，自幼，他的伯父向他灌输的是种族间仇恨(先是对满族，后是对外国。不过满清贵族也常常煽动排外仇洋情绪，好象他们是「汉人」「华人」之代表--本文引者)。及至20世纪二十年代，徐先生对种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后来转向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得益于他在美国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经验。这使他远离暴力与仇恨，反对国族主义。他希望以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取代之。他说：「爱己国不爱人国，足以召世界变乱的例证甚多甚多，而兼爱人国足召亡的例证，则实不多见。」17这种宽弘的视界，就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可替代的。 

（五） 

徐宝谦先生说：「基督徒是世界公民」(「工人无祖国」。马克思也自认为是「世界公民」)，「故决不以国家为最后的目标。基督徒所拥护的是正义而不是私利，是全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一国一族的幸福」。18他还说：「我不以爱国为最后的目的」。「今日世界的问题，不在如何使人们爱国，而在如何不至于因爱国而为敌，互相残杀，换言之，在如何使人类不仅爱己国而且爱人之国。」19他提议召开一次世界性的会议，使不同国籍的人有机会交换意见。后来，联合国的成立遂了他的心愿。 
有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对爱国采取分析的方法，并不笼而统之地赞成或反对。毛泽东先生似乎也谈到，对某些侵略他人的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的态度应当是卖国主义或亡国主义。密尔似乎对此有所补充：「老话说，专制政府下，只有一个爱国者，这就是专制暴君本人。如果人民处于绝对臣服的状态，那怕国君十分贤明，这一说法仍然正确。」20爱国的盾牌有时会掩饰骯脏的卑劣的个人动机。密尔有些激昂：「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盾牌，」这是指虚假的、作为自利外衣的爱国主义。「爱国牌」香烟就旨在赚钱。「为民理发店」并不拒绝钱币。 
卢梭说：「效忠于国家也就是效忠于国家的守护神。这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种神权政体下，人们除了君主之外，决不能有任何别的教主，除了行政官之外，也绝不能有任何别的牧师。」卢梭认为，「这是建立在谬误与谎言的基础上的欺骗，它会使全民族成为嗜血的和绝不宽容的。这使得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处于战争状态。」21所以，卢梭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他们的国家待他们如同陌路人，不给他们任何利益，他们怎么能爱国呢?」22中国的封建王朝视民为蝼蚁，却要求人民精忠报国，而人民也的确甘作顺从的羔羊。 
蒙台涅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拥抱波兰人就是拥抱法国人，国家疆界应变成世界共同疆界。故乡甜蜜的空气很难使我迷恋。我自己选择的新相知与我旧时的邻里并无二致。我们之间在理解基础上的友谊常常超越束缚我们的气候、血缘的共同体。(这绝不是「亲不亲，一家人，美不美，故乡水」--引者)大自然把我们推向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天地，我们却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地域。比如波斯王，除了乔斯朴斯河之外不喝任何水域的水，因而愚蠢地摒弃了使用其它水域的权力。其实，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抽干世界上的一切江海湖泊。」23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只能为生于基督教的欧洲，断不会出现于「父母在，不远游」的古代中国。我们今天在超市（这也是洋人发明）可以购买到外国的剃须刀，并不以为耻。 
据说，苏格拉底宁愿被处死也不愿遭异地流放之苦。蒙台涅却认为，我与我的母邦祖国绝不会有如此深厚的联系。苏格拉底固然值得同情，但不值得尊敬。对一个以世界为故乡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天涯何处无芳草」的人来说，苏格拉底有些不可理解。只有极力推崇君主专制和残忍统治术的马基雅维利，才说君主应当使臣民「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才能永远效忠于他」。24 
马克斯．韦伯降生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但他并没有陷入民族主义。他不赞成放弃思想自由和个体尊严来成全国家民族利益。他认为，自由主义代议制是民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由公民组成而不是由臣民组成，德国才能强盛。民族利益固然可贵，但自由政治也同样珍贵。犹太先知耶利米能预卜本民族的吉凶，他本不想说出犹太民族的厄运，但上帝拒绝收回他的能力，他于是公布了上帝的预言。 
这种世界大同主义乃起源于希腊城邦的解体和国家观念的扩大。在欧洲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很晚才出现的，并且仅仅是法国的产物。雅各宾派自称为爱国者，而不是保王派、保皇派、保总统派，当然也不是「共和国卫队」。雅各宾派标榜「爱国」的口号，这与它之前的普鲁士专制主义者一样。专制主义者喜欢以「爱国」口号统驭人民。显然，爱国主义是对人与他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片面限定。对本民族在战时的领导者的颂扬与热爱，导致对外国人的仇恨与轻蔑。只有文化教育才能使人宽容和理解外来事物。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应服从于对人类的正确评价。民族主义是当前世界的公害。 
在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