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反动煽动家和暴君创造了
煽起人们的非理性激情的机会，并可能导致破坏性后果。这一问题尖锐地反映在
古希腊民主制中。古雅典不存在对人的非理性、虚荣和激情等的制度或宪法性约


束。公民大会经常被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家族所控制，而且时常出现许多与不受
约束情感相关的问题，例如非理性、感情用事所产生的专制以及多数的暴政。民
主专制、冲动和不公正的典型例子是公元前406 年六位雅典将军被公民大会宣判
死刑一案。在那时，雅典海军打了一场大胜仗。然而，胜利是以许多雅典士兵伤
亡为代价的。统帅远征军的八位将军（其中两位战后没有回希腊）被指控不必要
地让士兵在残破的小艇中溺亡。一些不怀好意者煽动民众的情绪，导致公民大会
违反了数条正当审判必要的程序。最终那六位将军未经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甚
至没有机会陈述辩词而被宣判死刑。后来，雅典人很快对这一判决感到后悔，并
对那些欺骗了大家的人提出控诉。这一故事一方面“说明了官员和公民对公民大
会的责任”，以及在雅典“人民对发号施令的官员的控制”，另一方面它也表明
“公民大会易受一时激情所支配的弱点、全民公决的某些不稳定的基础以及由于
缺乏对冲动性行为的制约而产生的政治不稳定。……后来，为了防止产生无法挽
回的匆忙决定，许多制度性制约机制在雅典民主结构中建立了起来。这些变化力
图在人民主权和保护业已颁布的法令及宪法框架之间实现平衡，尽管它们是否达
到了这一目的仍值得怀疑……。”[11]

与古希腊民主有关的另一问题是极端政治平等的问题。雅典最著名的批评家
之一柏拉图为公民人人享有平等政治参与权的观点感到沮丧。对柏拉图而言，大
多数公民既缺乏经验，又不具有必要的知识以作出正确的公共决策。如果我们让
民众直接制定所有公共政策，他们一方面是不能胜任，另一方面易于被奉承者和
骗子所误导。[12]除此之外，柏拉图还认为，“（民主政体内）的政治领袖屈服
于人民的要求，而且把政治策略建立在可‘销售’的东西之上，这就使政治领导
能力受到了削弱。对于种种慎重的判断、艰难的决定、令人不悦的抉择，以及使
人难堪的事实，政治领袖一定会尽力避免。民主使智慧边缘化。”最后，柏拉图
还担心自由和政治平等的观念“与权威、秩序和稳定之间的不协调……由此，社
会的凝聚力受到了威胁，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政治则由于派系斗争而
成为一团乱麻。”[13]我们将在以下几节中看到，柏拉图对民主的忧虑大部分被
立宪和代议制政府的理论和实践所解决──虽然不是完全解决。

达尔也指出了几个与古希腊民主有关的问题，其中我在前面已提到一些，例
如古希腊民主的排他性：妇女和奴隶都被排除在民主政体之外。即使是已在雅典
世代居住的“移民”家庭也被排除在外。另外，正如前述，是希腊人不承认不可
让与的个人权利。在一个民主城邦中，“自由意味着法治和参与决策过程，而不
是拥有不可让与的个人权利……对国家的权力没有任何理论限制。只要公民大会
授权通过，国家可以干预任何私人行为。”[14]最后，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希腊
民主制只适用于小规模的政体。然而，尽管古典希腊民主制存在许多问题，它本
身以及对它的批判已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后来者可以从中受益匪浅。

二。共和主义与民主

什么是共和主义？它与民主的关系怎样？正如我在本文开始处所说，共和主
义是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四大渊源之一。然而，共和主义并非古希腊的贡献。它起
源于古罗马，进而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中再现生机。古典共和主
义并不强调“民治”（rule by the people）或政治平等（古典民主则正是强调
这两点），而是主张自治（self-government ）、混合宪法及一种不仅反映“多
数”（人民）的意见，而且也反映“一人”（君主）和“少数”（贵族）利益的
政府──后两者在前现代被认为是除人民（多数）之外的两个不同阶层。下面我
对共和主义的这几个主要主张作简要介绍。

共和主义的价值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重新彰显，目的是抵制君主


及教会所宣称的“天生统治权利”。因此，“自治”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共和主义
的第一重要主张。面对各种各样自称天生的统治者，共和主义主张一个政府除了
向它所统治的公民外不应向任何其他人或群体负责。自治的可行性和制度建设是
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同时，在“自治”理念中也隐含着一定的“人民主权”概
念，从而显示出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必然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
认为独立及自治的公民、公民参与政府的权利以及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角色作出明
确安排的宪法框架构成了自由的基础。

作为第一个主张的一个推论，古典共和主义的第二个重要主张是政府权力应
来自最大多数公民，而不是来自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力量，也不是来自某些享有特
权的个人。由于共和政府向社会全体公民负责，它的权力也必须来自社会全体。
古典共和主义认为政府必须有一个混合宪法以确保其合法性和稳定性。那种由
“个人”（君主制）、“少数”（贵族制）或“多数”（民主制）控制的政府都
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它们中没有一个能代表社会整体。只有一个整合了所有群体
利益的政府才是真正合法的。这种政府被称为共和政府。共和政府具有稳定性，
其原因很简单──在这样的政体下很少人会抱怨他们的意见不获关注。

古典共和主义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都与民主主义相似。古典共和主义与古典民
主拥有共同的目标：一个由公民美德支撑的社会，在其中人们通过参与公共事务
和分担公民责任来获得快乐生活。古典政治思想家（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通常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一个政治集体中
人们才能获得快乐。

古典共和主义和古典民主理论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他们设计的到达理想社会的
路径不同。共和主义强调一个整合各种不同社会群体偏好（意味着最大多数）的
混合政府的重要性，而民主则集中关注群众（“多数”）的利益偏好。正如上文
所说，对前现代社会而言，“多数”（群众）是区别于“一人”（君主）和“少
数”（贵族）的不同阶层。换言之，古典共和主义要求自治政府具有广泛的社会
基础（在下文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成为现代共和主义的核心）。它认为任何由
一个阶级统治的政府不仅是非法的，也是不稳定的。与此不同的是，古典民主倚
重群众（“多数”）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并集中关注自由和政治平等的理想。

古典共和主义和古典民主的另一区别是：古典希腊民主信任和激发公民道德
的潜力，而古罗马共和主义则更为关注公民道德的脆弱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
古典共和主义在对人性的预设上接近现代自由主义，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易冲动
的，并容易卷入派系斗争。在古典共和主义看来，对公民道德的最大威胁是党派
和政治斗争。因此，古典共和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设计一个混合政府体制，
以利于各种利益的平衡及公民道德的维持。

古典共和主义和古典民主的第三个区别在于，古典共和主义试图找出政府权
力的合法性根源。但古典民主并不关注这一问题；与古罗马人不同，古雅典人更
为重视政治平等的问题。对古雅典人来说，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无需论证的，
因为人民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共和主义预示了现代
代议制政府和自由民主理论的一个精神内核，即对“政府”和“人民”的界分。

古罗马共和国和十二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是古典共和国的两个代表。公元前510
年到公元前23年的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共和国主要因为两个原因。首先，当时的罗
马人具有高度的道德素质，积极参与政治过程。其次，由于执政官、参议院和人
民议会